作為鴉片戰爭結束標誌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簽字的中英和約，被後人名之為「南京條約」。它共有十三款， 無疑是一項苛刻的不平等條約。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為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賠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後半部分）；三、赦免「漢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規定批准程式，並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釋放英囚也合乎當時和現在通行的國際法慣例；至於條約第十一款平等國交，反是這項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除去以上今天比較容易判別的條款外，該條約還有三項規定：一、五口通商（第二款）；二、廢除行商（第五款前半部分）；三、新定稅則（第十款）。這些關於經濟貿易的條款，很難簡單地以平等或不平等來界定。
從今天通行的國際關係準則而言，一個國家選擇何種方式進行對外貿易，本是主權範圍之內的事。就此而言，英方強加中國的這些規定，無疑是強權的表現。
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吏員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交納都成為討價還價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難道還應當繼續保留？
因此，從理論上講，最佳方案是清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後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上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後來的歷史說明，西方的大潮衝擊了中國的舊有模式，民眾的生產和生活（主要在沿海地區）為之大受損害，在此哀曲中又萌生出中國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則，作為英國此戰的主要目的，反映出其欲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使倫敦、曼徹斯特和孟買的老闆們大發利市，致使中國在毫無準備和防備的情況下倉促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擺脫循環的新途徑。從短期上講，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至本世紀，正面效應超過了負面作用。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中國的開放若不是在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的現狀又會怎樣？
歷史學家應當具備遠距離的思辨力。
然而，以上認識只是今人的一種分析，與當時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
前一章提到的張喜，在其對條約談判的詳盡記錄《撫夷日記》中，除對賠款的殺價外，另外只記了一條清方的抗辯：「黃（恩彤）、咸（齡）兩大人出城，與夷人會議，不許夷人攜帶家眷。」 這可能是張喜知識有限，不能理解條約內容的意義。而時任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看到條約的反應，不得不讓人深思：
閱江南鈔寄合同（指條約），令人氣短，我朝金甌無缺，忽有此磋跌，至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且約中如贖城、給煙價、官員平行、漢奸免罪，公然大書特書，千秋萬世何以善後…… （重點為引者所標）
李星沅當時是主和的官員。他沒有對條約內容直接評價，只是「大書特書」使之恥辱，大約這些事是可以私下做而不能公開說的吧。他最看不慣的，是「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作為一名飽學經史的儒吏，本能地感到無法向歷史交賬。在戰爭緊要關頭以病求退，歸田後又著述甚豐的前江蘇巡撫梁章鉅，此時尚在歸途，得到消息後，致信福建巡撫劉鴻翱，對福建須開放兩處口岸憤憤不平：
江南（指江蘇）、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為番舶交易之區，而福州則開國以來並無此舉。
梁氏為福建長樂人，恰恰位於福州出海的閩江口端，福州的開放使之恐懼。
相比之下，浙江巡撫劉韻珂對條約的感受顯然「深刻」得多，他給南京的耆英、伊裡布、牛鑒寫了一封長信，一口氣提出十個問題：
一、對英條約簽訂後，其他國家望而效尤，清朝又不知底細，該怎麼辦？
二、英國已在廣東「就撫」過，並給過銀兩（指義律—奕山停戰協定），此次若其國王認為郭士立（清方一直將此人視為主謀之一）、璞鼎查辦理不善，別生枝節，該怎麼辦？
三、英國屢言北上天津，此次未將天津列為口岸，如何「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愧」？
四、各通商口岸皆有章程輸稅納課，今後若英國阻勒商船，清政府管不管？若清政府採取措施，豈不又引起釁端？
五、今後若有民、「夷」爭訟事件，英方拒不交凶，如前林維喜案，又該如何「戢夷暴而平民心」？
六、各省戰後重修海防工事，英方若對此猜疑而阻撓，該怎麼辦？
七、赦免「漢奸」之後，若有匪徒投靠英方而擾害民眾，英方又予以庇護，該怎麼辦？
八、若英人潛入非通商口岸地區而引起民眾抗拒，英方必歸罪於清方，「起兵問罪」，該怎麼辦？
九、英人在舟山「建造夷樓」，「大有據邑之意」，若各通商口岸均如此，致使「轉盼之間，即非我有」，該怎麼辦？
十、中國之凋敝在於漏銀，新開口岸後漏銀更易，清方若禁銀出口又會挑起釁端，該怎麼辦？
這是一篇新的「十可慮」，是對戰後中外關係的深層次的思考。本無國際知識的劉韻珂，所提出的問題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十分可笑，不若前一篇「十可慮」分析清朝內部問題那般實在，但卻真實地道出一名負責任的官員對未來中外格局，尤其是通商口岸地方官員如何處理「夷務」、解決民「夷」糾紛的憂慮。
劉韻珂的這封信，沒有直接評價南京條約（這也是他一貫的辦事風格），但用提問題的方法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條約的看法：這份條約太簡略了，在許多具體的問題上缺乏具有長遠眼光的明確規定，因而在操作上有其任意性，稍微處置不當就有可能引起釁端。這次戰爭已使他打怕了，最懼再起兵刃。他在信中說：
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伏念計出萬全，定必預防流弊。
逆夷反覆與否，姑不具論，即善後事宜而論，已有儳然不可終日之勢。
至於如何防止這些「流弊」，他沒有具體說明。我不知他是沒有對策，還是有辦法不說，只是將問題原原本本地交還給耆英、伊裡布和牛鑒。
由此，我們不僅要問，劉韻珂寫這封信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他僅僅是對耆、伊、牛訂立的條約表示不滿？抑或讓三大憲作補救？三憲均為主持談判的官員，劉氏是暗示他們繼續與英方交涉？從而對他提出的十個問題作更具體的規定？
這可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在中國的歷史上，南京條約畢竟是亘古未有之事，各色人等議論紛紛當在情理之中，況且在專制社會中，臣子們的意見往往無足輕重，真正有效用的是聖旨。
道光帝因一份偽造的告示而最後決計主和，江寧將軍轉呈的常鎮道稟帖，使之知曉英方的條件，遂下旨：一、煙價在廣州已付，軍費和商欠不準賠；二、平行禮可以通融；三、香港「暫行賞借」（不是割讓），閩、浙沿海暫准通商，但不許長久居住。這是他對未來和約的最初設想。
1842年8月18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摺，更清晰地了解到英方的要求， 作了一些讓步：一、廈門、寧波、上海准其貿易，但再次強調「不準久住據為巢穴」；二、福州不準開放，不得已可改為泉州；三、香港仍堅持「賞借」；四、對於賠款不再反對，只是詢問款項如何籌措。 該諭旨8月24日送至耆英處。
8月22日，道光帝收到耆英報來的「酌辦各條」清單， 下旨曰：一、行商制度「毋庸更改」；二、商欠由官府「查明追還」（而不是賠償）；三、英船關稅由副領事赴海關交納而不經手行商一事，再行妥議具奏；四、香港問題在諭旨中沒有提及，大約已同意由「賞借」改為「讓與」，五口通商問題仍堅持原議。值得注意的是，諭旨又提到另外三項內容：一、「沿海之廣東、福建、台灣、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地面」（當指非口岸地區）「不準夷船駛入」；二、戰後各省修復海防工事，「係為緝洋盜起見，並非為防禦該夷而設，不必妄生疑慮」；三、其他各省因不明訂立和約而對英艦實施攻擊，「不得借為（開戰）口實」。 此諭旨8月27日到達耆英處。
9月1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摺，全面讓步，「各條均照所議辦理」，但又下旨曰：
此外一切緊要事件必應籌及者，均著責成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不厭反覆詳明，務須永絕後患。該大臣既知善後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即應思前顧後，預為籌畫，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倘稍留罅隙，日後有所借口，以致別生枝節，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