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的督撫大員中，劉韻珂可視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進士，甚至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勉勉強強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親貴，不是滿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記載，想來不過是平常人家。在講究學歷、講究門第的道光朝，劉韻珂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見習，至1826年正式補缺，居然由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烏爾恭額，出為浙江巡撫。在這短短的14年中，還包括丁父憂在家守制3年。
劉韻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車，靠的不是機遇，而是其特有的辦事處世的方式：一、辦事結實；二、為人乖巧。前者與道光帝的為政宗旨榫合，後者又使他在官場上極有人緣。
比如，欽差大臣伊裡布、裕謙先後駐紮鎮海，但對該地防禦似乎並不經意。劉韻珂身為浙撫，自覺有責，並不因為其上有欽差大臣專防而放棄責任，便數度前往勸說，並操勞其事。事竣之後，他並不張揚，而是將勞績歸於伊、裕，上奏時只是淡淡地說一句「其應添工程由伊裡布另行奏報」、「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 他的這種做法，自然討長官們歡喜，但在奏摺中淡淡的話語，又約約露出背後的潛台詞，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鴉片戰爭中，劉韻珂頂多是個二流角色。他雖為戰事最為紛繁的浙江省最高軍政長官，但在他之上，先後有三位欽差（伊裡布、裕謙、耆英）和一位將軍（奕經）。他並沒有真正當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於他的主「撫」言論。可是，在戰爭之初，他又是一個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員。
1840年底，劉韻珂從四川趕赴浙江新任時，打定主意要與「逆夷」血戰一場。而看到此時主持浙江軍務的伊裡布的舉措，從本能上反感。當接到伊裡布關於浙江停戰的信函後，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潛往英軍佔據的定海，搜集情報，並得出結論：英軍將久據定海，伊裡布、琦善的「撫夷」舉措必然失敗。於是，他將情報上奏道光帝，另對伊、琦稍露微詞，綿里藏針。 他自知憑其地位，不可能勸說伊、琦，便藉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裡布對此不滿，兩次上奏反譏劉「探聞所未盡」、「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自稱其駐紮鎮海，較之「見聞更切，探訪更真」。 劉韻珂也並不就此撒手，反與顏伯燾聯名上奏，稱伊裡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裡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並授之專折上奏權，以不受伊裡布的控制。
在琦善、伊裡布主持「撫夷」事務時期，在林則徐、鄧廷楨下台後不久，劉韻珂的這番言論舉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對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對此評論道：「在新任巡撫劉韻珂的管轄下，舟山的局勢已經惡化」；劉韻珂促發的聖旨，「實質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諭旨中宣布的停戰令」。
裕謙主浙後，兩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劉韻珂熱心參與定海、鎮海的防禦工程建設。裕謙稱劉「愛民如子，馭兵有術」。 林則徐以四品卿銜奉旨到浙後，劉韻珂更是與之朝夕相處。據林則徐日記，其在浙35天，僅5天兩人未謀面，其中有兩天是因為劉前往定海無法見面。林則徐後來發配新疆，劉亦往寓所送行。
正當一切如願，劉韻珂躊躇滿志之際，1841年10月，英軍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總兵戰死，裕謙自殺。劉韻珂聞之如遇晴天霹靂，驚駭失色。定海、鎮海防禦工程是他所能設想和營造的最堅固的工事，裕謙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員，如果連這些都不足以抵擋「逆夷」的凶焰，那麼還能指望什麼？不願接受現實卻不能因之不承認現實。驚駭之後是深思。主「剿」的熱情因前線的敗績而消退。於是，他在奏摺上寫了一段意思明確但用語含混的話：
伏查自古制馭外夷之法，惟戰、守、撫三端，今戰、守不利，撫又不可、臣檮昧庸材，實屬束手無策。
未久，他奉到發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諭旨，以為道光帝的態度發生變化，連忙於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將伊裡布發往浙江「效力贖罪」。
啟用伊裡布的建議，被道光帝嚴詞駁回；而道光帝派來的揚威將軍，只聞在蘇州歡娛。寧波城內英軍，屢屢放風欲攻杭州。劉韻珂無兵無將更無退敵良方，只覺得面前的一切無比兇險。他雖在杭州苦心經營，但其防禦措施連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內各巷口設立木柵欄，用民人一名守柵，營兵一名副之，晝以幟，夜以燈，鳴鑼擊梆……種種舉措，與其說是禦敵，不如說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動的杭州，卻也制止了慌亂中乘機搶奪之風，因而民眾擁戴，官聲飛揚。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摺中稱言：若戰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 在情緒敗壞到極點之時，鄰省江蘇巡撫梁章鉅因病去職，又使之暗生羨意。於是，他又於1842年1月29日具折，聲稱自己在四川任內便患有風痹，到浙後因軍務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閉塞，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將其開缺，至少給假調理，在大廈將傾之際獲一退身保全之機。可是，局勢敗壞到如此田地，道光帝無意也無法換人，僅是硃批嘉語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來的揚威將軍奕經，終於在1842年2月下旬領兵前往曹娥江前線，劉韻珂驚魂稍定。可20天後，這位顢頇的統帥兵敗浙東倉惶夜奔杭州。劉韻珂再次跌落谷底，傷透了心，也拉下了臉，下令僅放奕經一人入城，而堅拒其部眾於城外。他後來說明的理由是，一怕潰兵擾城，二怕英軍尾至。
到了此時，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劉韻珂思想深處間或尚存的那一點點戰意，也被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一反平日乖巧的習氣，不顧可能會忤逆聖意，於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慮」奏摺。在該折的夾片中，再次請求啟用伊裡布。這位曾被他傷害過的老長官，此時在他筆下又被描述為：「公忠體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見者，止此一人。」 從奏用林則徐，到奏用伊裡布，劉韻珂的思想整整轉了180度。
在今天許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轉向主「撫」，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從劉韻珂這一實例上，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進展。先前極力主「剿」，乃是失之於盲目，此時傾心「撫」議，卻是著眼於現實。
在琦善、伊裡布被斥革後，「撫」議已寢息一年，「剿」意沸騰。在這種情勢下再倡「撫」議，頗有風險，且不論聖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謗論也讓人受不了。劉韻珂不愧為是一位官場中的高手，他沒有正面提出「撫」，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稱戰爭若繼續進行，有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本來，只要證明了「剿」之不可行，「撫」也就理所當然了。
讓我們分析一下劉韻珂的「十可慮」。
其一曰：浙江清軍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勢難復振。
我從本書的第一章起，就不斷地說明清軍的腐朽。一次次戰敗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浙江清軍在1841年10月和1842年3月的兩次大敗仗，使浙江境內的清軍鬥志全消。道光帝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曾斥責奕經：「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 此時正在東河效力的林則徐，聞「浙事潰敗」，亦斷言「數千里外徵調而來之兵，恐已魂不附體」。
其二曰：續調西北勁卒，距浙窵遠，緩不濟急。
揚威將軍奕經此時向道光帝請求續派各省「勁兵」7000名「迅速來浙」。 而前次浙東反攻因待陝甘川援軍，足足花了4個多月。此次若按奕經的要求，從西南和西北如此調兵，時間又不會少於4個月。如此看來，奕經非為謀進攻之道，而是行延宕之計了。道光帝對此大為光火，責備之餘，只同意派援陝甘兵2000名，河南、廣西兵各1000名。 這些遠程徵調的援軍，後來也沒有趕上浙江的戰鬥，被奕經派往江蘇戰場。
其三曰：英軍火器猛烈異常，無可抵禦。
關於這一點，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說明。我只想補充一點，由於戰爭是由南向北逐次展開的，而各省統兵大員缺乏英軍裝備的知識（稍具認識者，如林則徐、鄧廷楨、琦善、伊裡布又先後被革職），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設施上並沒有採取相應的對策。這就使得沒有英軍火炮知識且初歷如此迅猛炮火的清軍官兵，缺乏心理準備而在戰場上陷於恐懼，大量逃亡。恐懼心理是近代戰爭中常見的問題，對士氣的影響不能低估。在鴉片戰爭的各次戰鬥中，真正被英軍火炮斃傷的清軍官兵數量並不多，大多在敵炮火下迅速瓦解。
其四曰：英軍並非不善陸戰。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主「剿」官員的最根本的立論根據為英軍不善陸戰。當這一看法被事實證明為錯誤時，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礎，主「剿」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