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0月18日，道光帝滿懷希望期盼浙江的捷音時，收到了杭州將軍奇明保的奏摺，告知鎮海失守、裕謙殉難，並要求：「迅賜簡派帶兵大臣，多發京營及各省勁兵，兼程來浙剿辦，以期克複。」道光帝隨即授奕經為揚威將軍， 並從蘇皖贛豫鄂川陝甘八省調兵1.2萬人， 再次組織大軍，征討「逆夷」。
自雍正朝之後，清廷派出的領兵出征的軍事統帥，其將軍名號，不再新創，而是沿用前朝舊名。其印信亦為當年統帥交回之物。如奕山的靖逆將軍，創名於1717年，為富寧安征剿策妄阿喇布坦時始用。此次授奕經的揚威將軍，歷史更為悠久，創名於清剛剛入關時的1646年，為德豫親王多鐸征討蒙古等部時始用。而且，揚威將軍的名號在歷史上使用次數最頻，高達七次之多，其中最近的兩次是，道光帝於1826年征討張格爾和1830年征討新疆玉素甫父子的叛亂。很顯然，此次道光帝再次啟用揚威將軍的印信，是冀求這一屢戰屢勝的吉利名號，能保佑清軍如同昔日在西北那樣，「揚威」於東南。
此次受命出征的奕經，同奕山一樣，也是皇室成員，其血緣更近，為撫遠大將軍允禵的政敵雍正帝的四世孫。奕經的祖父永瑆，封和碩成哲親王，毫無戈馬征戰的經歷，是有名的書畫家。父親綿懿，封多羅貝勒。
奕經的經歷，與大多近支皇室成員相似，主要在京官上遷轉。1816年以四品宗室出為頭等侍衛，後歷奉宸苑卿、內閣學士、副都統、侍郎、護軍統領等職。1830年，曾一度隨前一任揚威將軍長齡出征，後又短期外放黑龍江將軍、盛京將軍。此次出征時，他的官差各職共有：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步軍統領、正黃旗滿洲都統、崇文門監督、正紅旗宗室總族長。 本兼各職如此之多，又擁有尊缺（大學士）、要缺（吏部尚書、步軍統領）、肥缺（崇文門監督），是因為清朝實行滿漢雙缺制度，滿人，尤其是宗室，仕途更為寬坦；更重要的是，他是道光帝所信賴的股肱大臣，在「奕」字輩的宗室中升遷最速。
奕經在京請訓後，於10月30日離京南下。11月8日到山東泰安，11月22日到江蘇揚州。 然而，他到了江蘇之後，突然止步不前，在蘇州一帶停留了整整兩個月。
與靖逆將軍奕山相比，揚威將軍奕經似另有氣象。
據奕經的幕客、自稱「於內外機密十能言其七八」的貝青喬稱：
初將軍出都時，或戰或撫，游移兩可，紆青極言歷年招撫，毫無成效，且恐有損國威，將軍之志乃決。
紆青，為江蘇宿遷縣舉人臧紆青，是奕經的「故友」，此次入奕經幕府，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經身為軍事統帥，居然在「撫」「戰」兩策中游移，很是讓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兒也有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內閣明發諭旨：「琦善著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 琦善在此之前，經軍機大臣等審判，定為斬監候，秋後勾決。道光帝此次讓琦善隨奕經去浙江，是否意味著道光帝在「撫」「戰」兩策中也有游移呢？
然而，琦善後來並未赴浙，而是改發張家口軍台，充當苦差。對此，人們常常引用梁廷枏的說法，謂奕經在臧紆青的建議下，上奏制止琦善來浙。此說似誤。道光帝改發琦善去軍台的諭旨，下發於10月24日。 此時奕經尚未出都，而他見到臧氏又在出都之後。貝青喬對此另有說法：
及將軍奉命出征，大學士穆彰阿奏請帶琦善赴浙，將軍謂琦善可與議撫，不可與議戰，特嚴卻之，而挺身南下雲。
接照這一說法，奕經在請訓時便嚴拒琦善同行，這兩位已經有隙的大員也很難和衷共濟； 但其中表現出來的「挺身南下」的英姿，又與前稱出都時戰、撫「游移兩可」的記錄自相矛盾，使人不知孰是孰非。
儘管奕經、道光帝此時的心態讓人捉摸不定，但我們可明顯地感到奕經出征時的景象，要比奕山出征時沉悶得多。道光帝不再有「大兵兜剿，擒獲夷酋」的心曠神怡的幻想，奕經也全無「剋日進剿，便奏捷音」的躊躇滿志的迷夢。經過一年來的戰爭，他們對困難的估計似更為實際了。
奕經的個人經歷使之未諳軍伍，心中亦無制「夷」高策，於是，他在博採眾議、聘賢納士上效法古風。據稱，在他的營門外設有一木櫃，凡願投效者皆可書名入其中，三日後傳見，稔知「夷」務者可當面陳述得失。在江蘇的兩個月中，獻策者達400人，投效者共144人，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智囊團」。這些人究竟有何高策，史籍上未有記載，但前面提到的奕經「故友」臧紆青，卻留下了驚世之言：
一、在用人大政方面，招林則徐來浙襄辦，力鼓決死抗敵之氣；斬餘步雲等逃將，力挽臨陣潰逃之風。
二、在作戰指導方面，調川、陝、豫兵6000名為生力軍，招魯、汴、江、淮之北勇1萬名，募沿海土匪、鹽梟、漁疍之南勇2萬名；使南勇為耳目，以北勇壯膽氣，分伏寧波、鎮海、定海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剋期日，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就殺，遇船即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為戰，戰不擇地」，等到三城英軍「步步疑忌驚惶」，然後再以大軍進擊，內應配合，「內外交逼而盡殲之」。
在我見到的鴉片戰爭中的各種軍事建策，以近代軍事學術的眼光觀之，大多不著邊際；相比之下，臧紆青的上述提議可謂頗有見地，但執行中又似困難叢生。林則徐不久前由浙遣戍新疆，此時正在祥符河工效力，若上奏請林返浙，豈不逼道光帝出爾反爾？餘步雲此時為浙江前敵指揮官，若斬之，又以何人代之？從後來長達半年的審訊情況來看，這位「太子太保」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問斬的。臧氏的建議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人自為戰，戰不擇地」的「伏勇散戰法」，實有近代游擊戰爭的韻味。可是，此種戰法需有良好的組織指導，兵勇亦須訓練以熟悉戰術，否則激勵兵勇的「重懸賞格」，很可能流為謊報戰果的淵藪；再則，此種戰法曠日持久，據中外歷史經驗，若要達到英軍「步步疑忌驚惶」的地步，不能以月為計，而需長達數年，儘管臧氏也提到了「不剋期日」，但他似未預計到如此之久，若此，奕經能否堅持下去，道光帝能否容忍下去，都成了疑問；又再則，此種戰法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動員措施，按臧氏的6000名新軍、3萬名雇勇，一年的軍費銀高達200萬兩以上，清朝財政也支持不住。看來，臧紆青已經找到了渡河之船，而尚未掌握操船技術。奕經後來也未用此計。
很可能奕經在京時與道光帝達成了某種默契，因而他在江蘇呆了兩個月，訾議四起，道光帝始終未催他早日趕赴戰區，表現出難得的「不為遙制」的豁達態度。據奕經自陳的理由，是所調豫陝甘川等省「曾經出征」過的6000勁旅尚未到達（川、陝、甘調兵至浙，需時約4個月），已經抵浙的蘇皖贛鄂四省援軍皆為弱師，不足為恃，他恐怕早早趕到浙江，非但不能制敵，反會制於敵。這種充分準備、不急速戰的作法，也合乎當時奉為圭臬的「謀定而戰」的兵法原則。
與奕經的處境相似，璞鼎查此時也進退兩難。一方面，他在佔據定、鎮、寧三城後，數次遣書劉韻珂、餘步雲等人，表明願意與清方「全權大臣」談判，但沒有迴音； 另一方面，手中有限的兵力分據香港、鼓浪嶼、定海、鎮海、寧波五處， 無法再集結一支足夠強大的部隊，發起義律卸任前曾策劃的揚子江戰役（後將詳述），更兼北風司令、嚴冬氣候也不利於英軍作戰。因此，英軍在佔領寧波後，曾於1841年10月20日一度騷擾餘姚，後又於1841年12月27日至次年1月12日，次第兵不血刃地陷餘姚、慈谿、奉化三城，皆未久據，即時退出。可以說，戰爭在此時出現了長達5個月的間歇。而璞鼎查本人亦在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將對華商務總監督的辦事機構由澳門遷至香港，並宣布香港和舟山將成為自由港。一直到是年6月才北上。
英軍對餘姚等地的軍事行動雖不具規模，但浙江巡撫劉韻珂卻不如奕經那麼沉著，隔三差五便派員前往江蘇，催奕經早日到浙懸幟，似乎唯恐將由他一人承擔丟城失地的責任。而奕經卻不為所動，其舉止如同仍在京城任吏部尚書，只是指名參奏嚴懲守城官弁， 冷靜如壁上觀。
奕經此時駐紮的蘇州，當時號為人間天堂，為金粉繁華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動人豪情。奕經隨員6人，本為郎中、員外郎、御史、主事、筆帖式、中書之類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時均以「小欽差」自居，提鎮以下官員，進見必長跪，相稱必曰「大人」，而奕經網羅的投效人士又紛紛仿效比附，呼為「小星使」。 在這些「小欽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隨行的數百名京營兵弁。這群人淫娼酗酒，索財貪賄，鬧得烏煙瘴氣。每日吳縣（蘇州府首縣）供應80餘席，用費數百元，稍不如意，便擲擊杯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