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歷史結論的後人，有幸看到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1841年初，當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師的道光帝的不滿，聖旨中疊受訓斥時，遠在倫敦的英國外相巴麥尊，也正在為義律的低姿態外交而光火，訓令中狠狠批責。琦善因英軍強佔香港而革職抄家鎖京，而英軍此舉的所謂依據——並不能成立的《初步協定》，也使得義律丟官卸職。如果不計較廣州至北京、澳門至倫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時間的差異，那麼，可以說，琦善和義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時間分別被各自背後的主子罷免的。若非倫敦比北京更遠，楊芳和奕山面前的對手，就不再是這位義律，而是新任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璞鼎查，愛爾蘭人，生於1789年。14歲去國，赴印度。15歲參加東印度公司的陸軍，兩年後獲少尉軍銜。他一生最具新聞價值的事件是，1810年，他志願調查印度與波斯的邊境地區（即今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的交界地區），喬裝為當地土著的馬販子，行程2500餘公里。此後，他名聲大振，升遷機會頻頻招手。1840年，他結束長達37年的海外生涯，回到童年時所生活的英國，受封爵士、位居東印度公司的陸軍少將。
至遲在1841年4月初，巴麥尊就決計換馬了。復活節的到來給義律多留了幾天的機會。4月30日，英國內閣開會，決定召回義律，而從印度回國不久的璞鼎查，再次被派往遠東，接替全權代表一職。巴麥尊顯然頗看重璞鼎查在東方的經驗、手腕和勇氣，相信為英國權益找到了一位「能手」。
1841年5月31日，璞鼎查收到巴麥尊的最後一份訓令。6月5日，他離開倫敦，搭船入地中海，由陸路過蘇伊士（當時運河尚未開鑿），於7月7日到達孟買。他在孟買待了10天，與印度當局協調侵華事宜，再於7月17日出發，8月10日到達澳門。 與他同船到達的，還有新任遠征軍海軍司令、東印度艦隊總司令海軍少將巴加（William Parker）。
從倫敦到澳門，璞鼎查在途中僅用了67天。這一破紀錄的速度，使當時在華的商船主們大為吃驚。很可能義律也在吃驚的人群之中，因為，5月3日發出的召其回國的指令，8月8日才到達他的手中，而兩天後繼任者便站在他的面前了。
璞鼎查的快速到達，表明了英國此時在輪船技術、地理知識和殖民體系諸方面的進展。這比起林則徐由北京到廣州花費61天，琦善的56天，奕山的57天，多不了幾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買停留的10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學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東、西兩個大國越來越近。清朝今後將會越來越快、越來越強地承受到西方的壓迫。
然而，璞鼎查此後展開的軍事行動，速度更快，顯示出與義律迥然不同的風格。
義律的罷斥，是英國政府認為他沒有照章辦事，璞鼎查接任此職，亦接手了英國政府先前的各項訓令。除此之外，巴麥尊還特別指示：
一、英軍重新佔領舟山。
二、不在廣東進行交涉，談判地點應在舟山或天津。
三、交涉對象應是中國皇帝畀以全權的代表。
四、賠款總額（鴉片、商欠、軍費）不低於300萬英鎊（約合銀元1200萬）。
五、勸說清政府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
根據上述訓令的原則，璞鼎查不應在廣州多作停留，而應迅速移師北上，將戰火燃及北方。
1841年8月12日，璞鼎查在其到達的兩天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了北上的軍事行動計畫。8月21日，英軍除留一部佔領香港外，主力向北開進。8月22日，璞鼎查本人亦搭上了北攻的戰艦。
英軍此番的第一個目標，仍是義律策劃已久，終未如願的廈門。
英軍開始了新的軍事行動，清廷仍是蒙在鼓裡。因為，奕山再次行騙。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在其到達的當天，向兩廣總督祁𡎴發出了兩道照會。 8月13日，璞鼎查的秘書麻恭少校（G. A. Mal）將之送往廣州。8月14日，麻恭與余保純會談。
儘管當時英人在照會中的漢語水平仍未有很大的提高，由此而可推論雙方在會談中亦有詞不達意之處，但是，所有的史料都證明，奕山等人至少在下列五點上是明白無誤的：
一、璞鼎查是奉有英國君主「敕書」的新任「全權」「公使大臣」，併兼任駐中國「領事」，義律即將回國。
二、璞鼎查只與清方的「全權」「大憲」談判，並以「結約」來結束中英戰爭。
三、雙方談判的基礎仍是《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中的各項要求。
四、談判在未獲英方滿意的結果之前，英軍將由粵「北上」，不停止其進攻。
五、要求廣東官員將以上情況報告朝廷。
毫無疑問，奕山等人若是真的將這些情況上奏道光帝，那將戳穿自己編造的騙局。
我在第四章中已經提到，由於奕山的種種謊言，使得道光帝誤以為戰爭已經大體結束（雖然不那麼體面），而璞鼎查的重開談判、訂立條約、欽派「全權」大臣等要求，再也遮蓋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實之詞。為及時補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純，攜帶祁𡎴的照會前往澳門， 與璞鼎查交涉。
在「天朝」以往輝煌的對外交往史上，從來就是「天朝」官員不屑於接見「夷目」。義律謀求已久的兩國官員直接面談，終於在禁煙運動中林則徐派出余保純後而成為平常。從此之後，義律從未拒絕過「天朝」官員的求見，不管局勢如何有利於英方而不利於清方。此次，身為「夷目」的璞鼎查，卻反過來擺出一副如同「天朝」般的架子，拒見任何清方沒有「全權」頭銜的「天朝」官員。8月18日，余保純抵達澳門，沒見到璞鼎查，接待他的還是秘書麻恭。
可是，這一切，到了奕山等人的奏摺中，味道就全變了。
1841年8月23日，即璞鼎查北上的第二天，奕山、齊慎、祁𡎴、怡良 四人聯銜上奏，施展了種種障目手法：
首先，他們隱匿了璞鼎查的主要職務——全權公使大臣，即全權代表，僅謂英國更換「領事」。按照當時的術語，「領事」是指管理來華商賈船梢事宜的「對華商務總監督」，又據鄧廷楨先前的解釋，它與「大班」名異實同。全權代表一職的隱匿，實為要害，因為可隱匿璞鼎查來華的真正使命。
其次，他們隱匿了璞鼎查拒見余保純的事實，謊稱新領事於8月15日便乘船出洋（整整提前了7天），由此不僅瞞住了受辱的真相，而且從時間順序上來看，8月14日麻恭至廣州，8月15日璞鼎查放洋，奕山等人無論如何也無機會見到這位新領事，彈指間便推卸了未能及時勸阻「夷目」北行猖獗的責任。
再次，按照他們的分析，義律的撤職是因其「連年構兵」而獲罪（天曉得這一罪名是怎麼想出來的），他對此極為不滿，於是不告訴璞鼎查已獲准通商的恩旨。璞鼎查不明實情，也不等待祁𡎴的復照，「出洋北駛」是上了義律的當。璞鼎查若北上「懇求馬頭」，極可能開炮啟釁，而一旦如此，通商再斷，兵釁不息，他就犯了與義律同樣的錯誤，義律正好「為己卸職」（這真是一個讓今人嘆服的想像力極豐富的大膽「分析」）。
至於此事的處理，奕山等人奏稱，余保純向「副領事」麻恭（莫名其妙由秘書升職）傳諭，大皇帝已恩准照舊通商，「何能別有干求，再行北往」，而麻恭聽到這番勸諭，頻頻「點頭稱善」，但又稱璞鼎查出洋之後恰遇連日南風，恐已行遠，如能「中途趕上，定當遵諭傳知」。接著，余保純又傳諭前領事義律，義律亦稱將「遵諭寄信勸阻」。
在整篇奏摺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軍北上後將展開軍事行動，儘管奕山還是向福建、浙江官員吹了風。 與真實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筆下的麻恭、義律，一副「情詞恭順」的態度。還須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預設了鋪墊，即便英軍在北方出現，那也不是他的責任，因為連日南風使麻恭追趕不及，璞鼎查沒有能夠聽到他的勸告！至於廣州戰敗後的奕山—義律停戰協定等情事，依舊被捂得嚴嚴實實。
奕山再次展示出其捏謊的膽量和才華。
就在奕山等人在廣州苦心構思奏摺的當日，北京的道光帝收到了浙江巡撫劉韻珂的奏摺，謂：聽聞英軍有北上浙江報復之訊（仍是先前義律的計畫，與璞鼎查無涉），要求浙江不遵7月28日的撤兵諭旨，不撤退防兵。完全為奕山擺布的道光帝，對此說法根本不信，諭旨中嚴詞駁詰：「試思該夷果欲報，豈肯透漏傳播？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至所稱確探夷情，如果馴順，並無來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見尤為迂謬！著裕謙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節糜費。」 在這段聖旨中，我們不僅可看到專制君主的強詞奪理，而且可測出道光帝對奕山謊言的中毒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