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十年廣州城市的飛速發展，今日的三元里，已經成為市區。可是，在150多年前鴉片戰爭時，三元里只是廣州城北約2公里的寂靜的小村莊。它今天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名氣，是因為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即英軍佔領城北越秀山時期，爆發了一場以三元里為中心的民眾抗英事件。
150多年來，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的史實，已經經歷了多次人為的放大。且不論別的，就是知名度甚高、時常被人提起的「平英團」，即非當時的真實，而是後人的稱謂。作為今天的研究者，有必要對此進行一番清厘，區別其中的史實與傳說，方可得出實在、牢靠、中肯的結論來。
據各種中文文獻，三元里等地民眾奮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英軍「開棺暴骨」，二、英軍劫掠財物，三、英軍強姦、調戲婦女。
對照英方文獻，其第一項「開棺暴骨」的指控當為事實。1841年5月29日，奕山與義律達成停戰協定以後，一部分英軍官兵進入了城北的雙山寺。在該寺廟中，存放著許多外籍人權厝的棺櫬，準備將來護送歸葬故土，以償亡人葉落歸根之願。英軍打開了一些棺蓋，觀看裡面的屍體。 儘管英方文獻將此舉的動機歸結於好奇，但據中國的傳統和宗教，此類將會降禍於死者子孫的不敬行為，只有禽獸才幹得出來。當時還流傳著「開棺戳屍」、「發掘墳墓」等說法，很可能由此而引申而傳訛，並有著極大的鼓動效果。
英方文獻中雖沒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的許多痕迹又可使我們大致推測出其場面。1841年5月24日，英軍開始進攻廣州，陸軍司令郭富下令，「各部須攜帶兩天的乾糧」。 由此推算，英軍將於5月26日糧盡。對此給養的補充，英方文獻中不乏「徵發」的記載，並稱他們「滿載各種家畜而歸」。 這種「徵發」很難擺脫「劫掠」的干係。
最後一項，即對婦女的犯罪，較難考證清楚。這一方面是英方當時的記載中全無此類情節，另一方面是中方文獻極其含混，只謂「輪姦老婦」云云。 案此類事件有損當事人的名譽，不宜張揚，中方文獻作者隱去具體的時間、地點、姓名、情節，也屬情理之中。但畢竟給人模糊不清的感覺。
事隔近8年之後，時任英國駐華公使兼對華商務總監督的德庇時，在1848年2月給巴麥尊的報告中，承認了印度士兵曾強姦過三元里附近的婦女。 再隔100多年之後，廣東文史館於1951年至1963年重新調查，發掘出新的說法，謂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軍10餘人在三元里東華里，「恣意調戲」村民韋紹光之妻李喜。
由此看來，英軍在佔領廣州城北高地期間確有對婦女犯罪的事實，儘管「調戲」李喜一事在情節上還有使人生疑之處。
以上事實，使當時和現在的人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英軍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眾的反抗。關於這個結論的意義，後面還將分析。
翻檢中文歷史文獻，對整個事件的描繪，眉目不清，且各有說法，很難理出一個頭緒來。其中比較典型的說法有：
一、廣東按察使王庭蘭在戰後不久寫給福建布政使曾望顏的信中稱：1841年5月30日，英軍從城北越秀山一帶撤軍，取道泥城回英艦，三元里等處一百零三鄉民眾數千人，中途設伏，殲敵百餘名，斬兵目二人，圍困英軍。義律請廣州知府余保純彈壓。余保純私自出城解和，民眾逐漸離散。 類似此種說法的還有《中西紀事》、《道光洋艘征撫記》等，但戰果卻有擴大，稱斬英軍將領伯麥、霞畢，殲英軍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將軍奕山對此曾上過三道奏摺，說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稱（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東北各鄉團勇首領，分路搜捕，結果「殺死漢奸及黑白夷匪二百餘名，內夷目二名」，並稱南岸義勇斬英軍頭目一名，可能是伯麥。第二次奏稱（6月22日）：5月30日，英軍在城北唐夏鄉（三元里西北）焚掠，義勇與之相戰，斬英軍先鋒霞畢及兵弁10餘人。第三次奏稱（8月6日）：5月28日，大雨沖沒在城北搶掠的漢奸和英軍官兵100餘人；三元里等村義勇砍斃英軍先鋒霞畢及兵弁10餘人（該奏未稱具體時間，聯繫前奏，當為5月30日）。 奕山的奏摺，將三元里抗英事件說成是團練、義勇所為，而戰果也縮至10餘人。
三、當時擔任水勇頭目的林福祥，於1843年寫道：1841年5月30日，英軍經由三元里往牛欄岡方向搶劫，由於林福祥事先與各鄉約定聯防，三元里等80餘鄉數萬民眾將英軍包圍，殲敵200餘人，後由余保純解圍，英軍方得出圍回歸。 林福祥將作戰目的說成是反抗劫掠，同意這種反劫掠說的，還有《廣東軍務記》等資料。
四、時在兩廣總督祁𡎴幕府的梁廷枏於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聞記》中稱：由於英軍的暴行，當地舉人何玉成柬傳各地，三元里等90餘鄉聚眾數萬人「率先齊出拒堵」。英軍出戰，民眾佯退，誘至牛欄岡圍殲，斬伯麥、畢霞。英軍被圍困而不得出，義律派人求救於余保純，余保純奉祁𡎴命而進行勸解，民眾始退去。
五、刊於1872年的《南海縣誌》稱：1841年5月28日和29日，英軍分擾三元里等處，民眾憤甚，「殲而瘞之。」5月30日，英軍大至，前來報復，民眾十餘萬與之相戰，斬其頭領，殲敵數百人。5月31日，民眾繼續戰鬥，余保純前往勸諭，民眾離散。
此外，還有一些零星記載，或內容不夠系統，或資料的形成時間太晚，不再詳錄。
從以上五種文獻對照來看，有關此次抗英事件的時間、地點、原因、經過、戰果均有區別，這是因為：一、文獻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未親歷，王庭蘭、奕山、梁廷枏均在被英軍圍困的廣州，而《南海縣誌》的作者又據30年後的採訪；二、此次抗英鬥爭的組織者們沒有留下有關的文獻。因此，僅憑這些記載，我們無法判斷孰是孰非，區別其中的史實與傳說。
讓我們對照一下英方的記載。
英方的記載可謂是眾口一詞， 又以其陸軍司令郭富的報告最為典型。
1841年6月3日，郭富從廣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寫下了給印度總督的報告，稱：5月30日中午12點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發現，許多非正規部隊在其陣地之後三四英里處的山腳下（似為白雲山一帶）集結列陣。他遂率軍進攻。對方且戰且退，隨即又聚合反攻。由於大雨，英軍的燧發槍無法射擊，對方與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對方因作戰不利亦後退。回到四方炮台後，他又發現有一個連的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歸，即派海軍兩個連攜帶不怕雨淋的雷擊槍前往救援。救援英軍發現該連被數千民眾包圍，開槍驅散民眾，救回該連。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純，若不停止此類行動，將中止先前達成的停戰協定。至當日中午，民眾聚集了1.2萬至1.5萬人，包圍英方陣地。余保純前往勸解，民眾撤離。
若將中英文獻參照互核，還是有相同之處的，其中又以梁廷枏的說法與英方記載最為接近。由此，我們似可以認定：一、三元里等處民眾於5月30日首先集結，準備一戰；二、三元里等處民眾且戰且退，誘敵深入，有既定的戰術；三、英軍在與民眾的交戰中遭受了損失；四、5月31日獲勝的民眾包圍四方炮台；五、由於余保純的勸解，民眾方退。從此五點中，我們可以大體辨明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實。
這裡，還須說清兩點：
其一，按照英方的記載，是民眾方面的率先集結引起英軍的進攻；而中方文獻多稱是英軍的「撤退」、「搶劫」、「報復」而開戰，未稱民眾方面的率先行動。這是為什麼呢？
我以為，這一疑點不難解釋。
1841年5月28日，即奕山與義律達成停戰協定的次日，奕山發布告示：
現在兵息民安，恐爾官兵、鄉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曉諭：……爾等各在營卡安靜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漢奸。如遇各國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違軍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軍法治罪。
根據這一告示，任何有組織的主動的軍事行動，非但無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鬥爭有許多鄉勇和水勇參戰，組織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動。就是敘事最詳的《夷氛聞記》，對此也是含混其詞「率先齊出拒堵」，用「拒堵」一詞來表明沒有主動進攻的意圖。
其二，關於此戰的戰果。這裡面又包括兩項，首先是斬獲英軍的軍官，其次是殲滅敵軍的數目。
有關三元里抗英鬥爭的中方文獻，大多宣稱斬伯麥、霞畢等英軍主將。此非事實。
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於1841年3月31日去印度請兵，6月17日返回，此時他不在廣州，自然不會有被擊斃之事。中方文獻最早提到斬伯麥，為奕山6月13日之奏摺。該奏摺稱，系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