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時代，外交上聲音的大小，不在於是否有理，而取決於武力。鴉片戰爭中的虎門之戰典型地說明中英雙方軍事實力的差距。
虎門位於今廣東東莞市。它不是一個點位的概念，而是泛指外瀕伶仃洋，內聯獅子洋，長約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以及附近兩岸的地區（詳見後圖）。它是廣州的門戶。若要抗拒浮海而來的侵略者，其戰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為虎門的戰略地位和地理形勢，歷朝統治者都注重虎門的設防，其最早的工事可追溯到明萬曆朝。清康熙朝後，修防不斷，逐步形成要塞規模。1810年，嘉慶帝增設廣東水師提督，其衙署就設在武山側後的虎門寨（今太平鎮），直接指揮此處的防禦。
但是，虎門防禦工程建設的關鍵年代，是1835至1839年，其總設計師為關天培。
先是1834年律勞卑來華，命英艦2艘闖過虎門要塞，一直進抵黃埔，威逼廣州。虎門清軍曾竭盡全力對之開火，但僅斃英方2人，傷7人，英艦也僅受到一些輕傷；但己方的損失卻相當慘重。道光帝聞訊大怒，罷免廣東水師提督李增階，調蘇淞鎮總兵關天培繼任之，命其一洗舊習。
關天培，江蘇山陰（今屬淮安）人，以武秀才補清軍把總，積20餘年經歷累遷至參將。其一生中的轉折點，在於1826年首行海運。是時，他以吳淞營參將的職分，押解糧船1254艘開出長江，揚帆北上，其間雖有300多艘因風潮漂至朝鮮，但皆覓道而歸。當浩浩蕩蕩的船隊駛入天津時，百萬石漕糧解收無缺，三萬名水手全部安然。道光帝聞訊大喜，升關天培為副將，未久，又升其為總兵。1833年，關天培進京陛見，道光帝仍不忘此事，溫語嘉慰。
1834年底，關天培接手新職。他詳細考察了虎門的地理形勢，提出了三重門戶的防禦設想：
一、沙角、大角兩炮台相距太遠，難以形成交叉火力，故改為信炮台。一旦有敵艦內駛，兩處即發信炮，通知上游各炮台守軍準備迎敵。此即第一重門戶。
二、上橫檔島一線地理形勢占利，為重點防禦區域。在東水道，他改建武山西側的南山炮台，更名為威遠炮台，安炮40位，加固威遠炮台以北安炮40位的鎮遠炮台，加固上橫檔島東側安炮40位的橫檔炮台，企圖以威遠、鎮遠、橫檔三炮台共120位火炮，控御橫檔東水道。在西水道，他新建上橫檔島西側的永安炮台，安炮40位，新建蘆灣東側的鞏固炮台，安炮20位，企圖以永安、鞏固兩炮台共60位火炮控御橫檔西水道。此即第二重門戶。
三、加固大虎山島東南側的安炮32位的大虎炮台。此即第三重門戶。
1835年，關天培在兩廣總督盧坤的支持下，歷時約10個月，按照上述構想改造虎門防衛體系，年底工程完工。
兩年之後，1838年，馬他侖來華，英艦直逼虎門，關天培被迫屈服（詳見第二章第一節）。事後，關天培又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支持下，根據此次事件暴露出來的虎門防衛體系的缺陷，再次加強防禦能力：一、在鎮遠炮台和威遠炮台之間，新建靖遠炮台，安炮60位。這是當時清朝疆域內構築最堅固、火力最強大的炮台。二、在飯籮排和上橫檔島的西側，架起兩道至武山的排鏈，以遲滯敵艦的內駛速度。
1839年，增建工程完工，虎門成為清朝最強大的海防要塞。欽差大臣林則徐前往虎門銷煙時，曾奉旨檢查了工程質量，對關天培設計的虎門防衛體系表示滿意。
關天培的三重門戶設想，重點在第二重門戶，即上橫檔島一線，尤其以橫檔東水道為著，炮台火炮，泰半設於此處。
1835年起，關天培制定虎門清軍春秋兩操的章程， 後又根據防禦的擴大而修改。 所謂春秋兩操，即春秋兩季的演習。該章程實際上就是未來作戰的應戰方案。根據關天培的章程：虎門各炮台平時守兵共590名，平均每3兵看護2炮，演習時再增派協濟兵丁670名，大約每4兵操1炮；演習時江面另調水師戰船10艘，每艘炮12位、兵丁水手64名，共計炮120位，兵640名；演習時另調泅水陣式兵、中水對械兵、爬桅兵、能鳧深水兵等水中交戰兵丁百餘名。全體參加演習的清軍共計2028名。此數即虎門戰時編製。
根據關天培的章程：敵艦闖入虎門口端時，沙角、大角守軍發現後施放信炮，通知後路；當敵艦駛入橫檔東水道時，以威遠、靖遠、鎮遠、橫檔四炮台轟擊之，敵艦因排鏈阻擋，必不能驀然闖過，勢得停留多時，正利於清軍火炮連番轟擊，此時部署在橫檔後路的清軍師船和水中作戰兵丁，亦前來配合炮台作戰；若敵艦駛入橫檔西水道，以永安、鞏固兩炮台轟擊之，而清軍師船及水中作戰兵丁亦前來配合對敵；若敵艦闖過橫檔一線防禦，繼續深入，以師船和大虎炮台拒之。
這是一個完整的作戰方案，但它是根據1834年律勞卑來華時虎門之戰的經驗而制定的，其實質是層層堵截，防止敵艦闖過虎門，直逼廣州。可是，敵艦若不是急著闖過虎門，而是直接進攻炮台，那麼三重門戶就成了三重互不相連孤立無援的據點。關天培的9台10船426炮2028人的戰時編製， 也是根據1834年、1838年兩次來華的英艦數目而確定的。也就是說，關天培設計的虎門的防禦能力，僅是敵艦數艘。 1841年，英軍採取的卻是直接進攻炮台的戰法，而艦船數目是虎門設計能力的數倍！由於林則徐等人的敵情判斷失誤，虎門的防禦體系至臨戰之際已經來不及修改，只是增加一些兵勇火炮而已。
由此可見，清王朝倚為長城的虎門防衛體系，正如明代盡心儘力修築的長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數度入犯一樣，本身就是一隻靠不住的跛腳鴨。
有論者將虎門之戰的失敗，歸咎於琦善的撤防或拒不派援，對此，我在緒論中已經扼要提及，這裡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據林則徐奏摺，1840年6月鴉片戰爭開始時，虎門的清軍兵勇共為3000餘人。 這比關天培的戰時編製增加了1000多人。四個月後，1840年10月，廣東巡撫怡良奏稱：「虎門內外各隘口，兵勇共有萬人，督臣林則徐前次奉到諭旨，當即會同臣將次要口隘各兵，陸續撤減二千餘名。」這裡所稱的「虎門內外」，是指虎門外的九龍、澳門和虎門內的獅子洋以上的各處防守，當然，也包括虎門。怡良所奏的「萬人」和「撤減二千餘名」都是靠不太住的數字。 即使以「萬人」來計算，參照先前林則徐的奏摺，澳門有設防兵勇約3000人， 九龍有設防兵勇1000餘人， 那麼，虎門兵勇至多不過6000人。這個數字雖為關天培的戰時編製的三倍，卻只有虎門交戰時實際兵力的二分之一強。
現有的研究已經證明，關於琦善撤防的各種記載是統統靠不住的。 由於當時盛傳這種說法，琦善被革職逮問後，審訊時專門問及這一點。如果說琦善對其他問題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認罪態度良好，那唯有對此事卻斬釘截鐵毫不猶豫地否認。 撤防並非受賄之類，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瞞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關係到其身家性命的審訊時，又何以敢出誑言？
與之相反，有關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門之事，卻是有案可據的。這不僅可見於琦善當時的奏摺， 而且從英方的記錄中可以得到驗證。 沙角、大角之戰後，英方同意暫時停戰，條件之一是「應將現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備」。 但是，虎門第二重門戶橫檔一線的增兵添防工作一直沒有停止。伯麥於1841年1月11日和13日，兩次照會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對此作出解釋，否則立即動武。 關天培立即復照，表示「排鏈已不添安」，各山所搭帳房「全行撤去」，新增援的官兵不能立即退走，是因為雇船「未能速到」。 從後來的事實來看，關天培的答覆是緩兵之計，除排鏈一項外均未實辦。
經過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戰時，虎門地區的清軍兵勇總數達到11000名以上， 而英方又稱，在虎門地區共繳獲大小火炮660位以上。 以此兵、炮數目與前相比，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琦善並沒有削弱虎門的防禦力量，反而加強了這種力量。
也有一些論者批評琦善增援不力，即未派出更多的兵勇加強虎門防禦。我以為，這也要作具體分析。
就清代的兵制和兵額而言，調兵並非是一件易事。在一狹小地區增派兵勇8000餘名，琦善似也已竭盡其所能。從全國範圍來看，在鴉片戰爭中，虎門地區的兵勇火炮超過各海防要地，是居第一位的。
就軍事學術而言，虎門此時再增加兵勇已經毫無意義。如威遠炮台，設炮40位，平時守兵60人，戰時編製160人，而到交戰時該台兵弁增至327人，另外還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戰鬥力，反而成了活靶子。從炮台的規制建構來看，也已容納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稱，「炮台人已充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