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與伊裡布旨趣相投，卻沒有伊裡布的那份幸運，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條。英方的開價與清方的還價差之霄壤，沒有調和的餘地。
《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作為英國政府的正式文件，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賠償被焚鴉片。
二、中英官員平等交往。
三、割讓沿海島嶼。
四、賠償商欠。
五、賠償軍費。
但是，以上五項並不是英國的全部要求。1840年2月20日，與《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一併發給全權代表懿律和義律的，還有巴麥尊的第1號訓令，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為了使全權代表能充分理解不致有誤，巴麥尊還擬就了對華條約草案，供懿律和義律在談判中使用。該草案共有十條：
一、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寧波為通商口岸。
二、英國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駐官員，與中國政府官員直接接觸。
三、割讓沿海島嶼。
四、賠償被焚鴉片。
五、中國廢除行商制度，並賠償商欠。
六、賠償軍費。
七、未付清的賠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計息。
八、條約為中國皇帝批准後，解除對中國沿海的封鎖；賠款全部付清後，英軍方撤離。
九、條約用英文和中文書寫，一式兩份，文義解釋以英文為主。
十、條約在規定期限內由雙方君主批准。
如果我們將此兩文件對照，就會發現，《條約草案》中第一、七、八、九、十條為《致中國宰相書》中所無，而第二項中增加了派駐官員，第五項中增加了廢除行商制度。對清朝說來，後一份文件要苛刻得多。
那麼，這兩份內容有著不小差異的清單，又應以哪一份為準呢？巴麥尊規定，以後者為準，同一天他給懿律和義律的第4號訓令指出，條約草案中一、二及四至九各條，是「必不可缺的條件」， 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態度。對於可以通融的第三條，即割讓沿海島嶼，他又提出了五項交換條件：
一、允許英人在通商口岸進行極度自由的貿易和各種活動。
二、清政府公布進出口關稅則例，清政府官員不得徵收高於該則例的稅費。
三、給予英人最惠國待遇。
四、中國不得對從事非法貿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
五、給予英國領事裁判權。
巴麥尊還明確指示，如清政府不同意割讓島嶼，須將上述五條，列入條約的第二條以後，其餘各條的編號也隨之改變。 由此看來，只有第十條，即雙方君主批准條約的時限，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為何巴麥尊在《致中國宰相書》中沒有開列英國的全部要求？他開出兩張不同的清單是否出於某種策略上的考慮？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巴麥尊在其《致中國宰相書》開列其全部要求，必會遭至道光帝的嚴拒，就不會有主「撫」這一層波瀾，更不會有琦善的廣東之行。
清方的還價不像英方的開價，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單。這是因為，道光帝對「情詞恭順」的英「夷」，並不打算開多少「恩」，主持操辦的琦善，有時的讓步只是得到事實上的批准。因此，清方的還價，出自聖裁的有：
一、懲辦林則徐。
二、准許英人在廣州恢複通商。出自琦善的建策或出自琦善的實際操作而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部分賠償被焚鴉片。
四、中英官方文件來往用「照會」。
此外還有一項不見於任何文字材料，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歙歙聞到的是，道光帝打算對猖獗於中國沿海的英國鴉片走私眼開眼閉，不再繩之以法了。
從清方的還價來看，其第一項本非英方的要求，而清方又最為看重，此中反映出來的兩種文化的差別是深層的；其第二項，只是循規舊態，與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進逼恰恰相反；其第三項不能滿足其全部賠償的要求；其第四項雖解決了平等文書的問題，但沒有確立兩國官員交往的其他程式。即便那項對鴉片走私的默許，也不符合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脾胃。他們此時雖沒有正式提出要求，但巴麥尊已指示英方代表勸說清政府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
總之，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談判中討價還價本是一種戰術，但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談判者有權做出讓步。而主持廣東談判的英方代表義律和清方代表琦善，顯然都不具備此等資格。
英方的全權代表本為懿律和義律兩人。1840年11月，懿律因身體不適去職。 義律成為唯一的全權代表。他雖有「全權」之名，但從巴麥尊訓令中可以看出，他無權降低英方的要價。實際上，巴麥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談判，在1840年2月20日訓令中明確主張用大炮來說話，對方要麼接受條件，要麼動武，不必糾纏於交涉。
琦善身為欽差大臣，其職權範圍比義律還小。他不僅沒有提高還價的全權，而且據清朝的律規，他亦無與外國簽訂條約的全權，時時事事都需請旨辦理。他在京請訓期間，道光帝有何指示，今已無從查考。但是，從後來道光帝的上諭中可以看出，對英「夷」的「桀驁不馴」，道光帝是絕不讓步，主張立即動武的。
因此，真正有資格發言的是巴麥尊和道光帝，義律和琦善只不過是他們手中的牽線木偶，一舉一動都應受之操縱。若按照兩位牽線人的本意行事，那麼，雙方一經交涉就應立即開戰，完全用不著如此許多的啰嗦。但是，無論是倫敦還是北京，都距離廣東十分遙遠，牽線人手中的線一放到那麼長，木偶的手腳就不可能綳得很緊。於是，義律和琦善都利用這小小的鬆弛，一輪又一輪地交涉，演出了雙方導演沒有編排的眾多節目。
所謂廣東談判，實際上是義律越權、琦善違旨的活動，其中義律走得比琦善更遠。
這樣的談判又能有什麼結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靜思索的判斷，而當時的兩位當事人，琦善和義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義律由舟山南至澳門，29日，他發照會給琦善。也就在這一天，琦善由北京南至廣州，途中56天，比他的前任林則徐少用了5天。12月3日，他發照會給義律。
中英廣東談判正式開場。
在這次談判中，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義律。他似乎沒有把巴麥尊訓令放在心上，從現存文字材料中，似從未和盤托出巴麥尊起草的《條約草案》的全部內容。他最先的出牌，仍是《致中國宰相書》的條件，以後的出牌又不停地變化。他好像是害怕一開始就嚇跑了對手，採取的是逐級加碼的戰術。
自1834年以來，義律來華已達6年，由隨員升至對華商務總監督、全權代表，期間從未回國。他對中國的國情頗為了解，善於用曲折的手段達到目的，得寸進尺。在與鄧廷楨、林則徐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後，突然實現能與「大臣爵閣部堂」琦善這樣的「天朝」頂尖人物對等直接交涉，不免喜出望外。從他給巴麥尊的報告來看，他對此時清廷出現的和緩意向非常感興趣，企圖誘導這種意向的發展而不是挫敗之。他的報告也使人產生一種模糊朦朧的印象，他似乎想做一個力壓千斤的秤砣，由此操縱中國政治的趨向。當然，所有對他的行為和動機的研究，已經遊離於本書的主旨之外，不必深究下去。但若要我作一個一般性的評論，那就是，他在「天朝」呆得時間太長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東方的陰柔之氣，而對母國那種霸道手段有些生疏，用起來不那麼老到了。
琦善在交涉之始，便予以同意賠償煙價500萬元，而對英方的其他要求均予婉拒。他本以為有此煙價之「殊恩」，即可大體成交，而沒有想到對手竟如此不近事理，要求無厭。因此，在步步設防之後，他又作出一些退讓：一、煙價增至600萬元；二、「代為奏懇聖恩」，在廣州之外另闢一口岸，但只准在船上交易，不得上岸居住。
特別有意思的是，琦善在照會中不斷更換角色，有時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間的調解人，有時如義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勸告，而不太像清政府進行交涉的正式代表。還須指出，儘管在今人的眼光中，琦善的照會充滿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語，但放在當時的背景中，琦善的嗓門還是屬於低調的。這也是義律可以接受、巴麥尊不能容忍的原因（詳見緒論）。
實際上，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來，琦善對英國的了解也確實多於許多清朝官吏，但始終沒有弄清楚兩點：一、「天朝」對英國有多大的經濟制裁的優勢？茶葉大黃制敵說已不再提起，而斷絕通商必令其敗的觀念仍未動搖，准許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二、英國發動這場戰爭的目的究竟為何？既然英國口口聲聲宣稱為報復林則徐而來，那麼，林已革職、林的舉措已不行、甚至林焚毀的鴉片都賠錢，英國還有何「冤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