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兩江總督伊裡布一生中最不尋常的時期之一。他跌落於先前聞所未聞的境地。
但是，在這一時期的最初的日子裡，這位被後人稱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撫」派）主力隊員的封疆大吏，一開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樣。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裡布，遵旨嚴防鴉片海上走私，剛剛查勘了吳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檢閱營伍，回到蘇州時，突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蘇巡撫裕謙轉來的浙江藩臬兩司的稟報，得知定海一帶有「夾板夷船」20餘只。他的第一反應與前敘道光帝的態度完全一致，認為「顯因粵、閩二省驅逐嚴密，闌入浙洋，居心叵測」。儘管他此時還不知道中英兩國已經開戰，甚至不知道來犯者為何國之「夷」，但都不影響他立即於7月11日重返吳淞海口，並定下對策：若「該夷」竟敢闖入江蘇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絕勾結（也無須英軍實行封鎖了），然後示以兵威，驅逐出境。與此同時，他還飛咨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報軍情。
7月13日，伊裡布到達吳淞，與聞訊先期趕到的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會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稱「夷船」兵分兩路，一路進攻定海，一路向西駛去，不知其目的。伊裡布恐向西駛去之「夷船」將竄犯江蘇，便立即作出一連串的決定：一、在海防的重點區域寶山（含吳淞）、上海、崇明三處，部署防兵共1萬名，以備接戰；二、從藩、運兩庫中支銀4萬兩，暫充軍費；三、令江蘇布政使辦理火藥軍資，務期足用；四、令江蘇按察使整飭驛遞，保證奏摺、諭旨及各處文報暢通無礙，便於情報和指揮；五、自己坐鎮上海寶山之間，就近實施指揮。儘管如此，他對局勢仍未有充分的估計，在奏摺中說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殲」的消息，立即「撤防馳奏」。
至7月17日，伊裡布又得浙撫咨會，知定海失陷，鎮海危急。他看出局勢的嚴重，便擴大了江蘇的防禦區域，同時依據其兩江總督的職權，調安徽兵1600名、漕標兵450名、河標兵900名往援江蘇各海口；調江西兵1000名，駐紮蘇州、鎮江一帶，充預備隊；命安徽撥庫存火藥、鉛丸各5萬斤，解江蘇海口備用。此外，他聽說「夷船」極高大，江蘇水師船隻過於「卑小」，便飭下屬「封備」閩、粵大型商船數十艘，以俟隨時僱用，配合水師作戰。
7月31日，伊裡布接到道光帝派撥水師數千名援浙的命令，便從江蘇僅有的外海水師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準備，隨時聽命開拔。
8月12日，伊裡布奉到道光帝派其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軍務的諭旨，僅隨帶數人，當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進攻定海的計策，上奏談及其規復失地的謀略：或多設疑兵，或陰遣間諜，或先攻其分據之區，或直搗其屯聚之處。由此而見，其謀略雖未最後定計，然自信卻不乏其堅定。他當時感到的唯一的困難，就是渡海作戰所需要的戰船，但又感覺問題不難解決。在江蘇時，他就動過雇募商船的腦筋，此次聽說浙江已經雇船。即便這些雇船「尚難合用」，也只需趕緊「添造數只」，便可「俾資攻擊」。
8月23日，伊裡布到達寧波。
從最初這一個多月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伊裡布的態度與任何一位清朝官員並無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實際行動中，又顯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員更為幹練的氣質。一旦獲得情報，立即形成對策，立即上奏報告，乾淨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員中第一個未經請旨或奉旨，便調動外省軍隊的，第一個未經請旨或奉旨，便在軍費、軍火、驛遞等等與作戰有關的諸方面，採取果斷措施的。旁的不說，僅調兵一項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駐兵弁外，他在短時間內檄調蘇皖贛三省、漕河兩督標共計10900名兵弁，增援江蘇各海口。 其數量超過沿海任何一個省份。
伊裡布所做的這一切，表明他無愧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員。
可是，一到浙江前線之後，伊裡布變了。原有的信心如雲霧在陽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經驗因情勢不同而統統派不上用處。
老謀深算的伊裡布，遇到了新問題。
伊裡布，隸籍滿洲鑲黃旗，家世可追溯到顯祖塔克世（努爾哈赤的父親），按照清代制度，為「覺羅」，又因可身系紅帶，又稱「紅帶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統高貴之人。他的另一項不同凡響的優長，是科班出身，二甲進士，這在滿人中是不常見的，可謂佼佼者。他最初供職於國子監。1812年，外放雲南，作了通判之類的地方官，逐級晉陞。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緬甸造反者交緬甸當局「自行究辦」，以保邊境安寧，而始獲中樞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當地少數民族造反，獲道光帝的青睞，隨之進入仕途飛騰時期，先後歷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寧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陝西巡撫、山東巡撫。四年間遷官七次。雖說是台階一級都未落下，但速度極快，常常舊椅尚未坐熱，新職又在招手。
對伊裡布來說，內地為官一圈，非其立功揚名之所，邊疆似更適應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裡布丁父憂剛滿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規矩，命他署理雲南巡撫，丁憂期滿改實授。1835年，遷雲貴總督。1838年，授協辦大學士，為當時疆吏中獲此殊榮的第二人（另一人為琦善）。1839年，又賞戴雙眼花翎。
雲南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自雍正帝改土歸流之後，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發生。對清朝統治者說來，此處的官缺屬「繁」、「要」、「沖」、「難」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裡布平時為政寬和，以求減少矛盾，但一旦出現反叛，便毫不手軟重兵強壓，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謂寬猛互濟。在他任職期間，雲南顯現出少有的安定靜謐，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獎優敘。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處分，竟是1830年上奏請求參加平定喀什噶爾叛亂，反被道光帝狠狠訓斥了一頓，結果是「革職留任」。
伊裡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雲南度過的。長久的「天高皇帝遠」的邊疆經歷，養成其果敢的性格、幹練的作風，也培植了其強烈的自信。
然而，此時非彼時，此「夷」非他「夷」（當時清政府亦常稱邊疆少數民族為「夷」）。挾堅船利炮浮海東來的「𠸄夷」，不是他當年得心應手對付的邊疆少數民族了。
與北方的琦善相比，伊裡布的困難又似多了一層。道光帝交給伊裡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戰，收復定海。
雖說舟山本島至大陸的鎮海，海上距離不過30公里，而至大陸最近端，僅有10餘公里，渡海作戰也算不上遠洋進攻。但是，這麼一道窄窄的海峽，卻毫不留情地阻斷了伊裡布的進兵路線，更何況鎮海一帶海面，尚有執行封鎖任務的英國軍艦。
伊裡布到達鎮海時，烏爾恭額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調集的兵弁已經齊結，共有水師3000名，陸師2000名。對清軍說來，一地集結兵力5000人並不算少，但當時清軍的情報稱定海英軍有戰艦30餘艘，陸軍七八千人，伊裡布自然不敢「冒然進攻，輕為嘗試」。雖說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裡布所調安徽壽春鎮王錫朋部1200人，以及隨福建陸路提督餘步雲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當時人的觀念，用於陸路進攻的兵力不乏；但伊裡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師戰船，卻沒有著落。而且，伊裡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鎮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產木料均屬短小」而無法進行。
因此，8月28日，伊裡布發出入浙後的第一份奏摺，要求道光帝調廣東水師、福建水師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蘇集結備調的水師2000人，四省大軍匯合，聯合進攻，收復定海。
伊裡布的四省水師聯合進攻的作戰計畫，以今日的軍事知識觀之，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一則閩、粵水師仍不是英軍對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軍擊潰（鄧廷楨已覺察）， 再則閩、粵因英軍的壓力而頗感兵力不敷，絕不可調出數千水師。事實上，1840年8月4日，伊裡布還在兩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上奏請求調粵、閩水師北上時，曾上過一道奏摺，支持烏爾恭額的建議，四省聯合計畫，萌生於此時。由於該奏摺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發往北京的，道光帝遲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時的伊裡布已是負責攻剿、收復定海的欽差大臣了。這一論調不免使道光帝大怒，硃批駁斥。 道光帝站在全國的立場上看問題，儘管他對英軍未來行動的判斷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實在地指出了此類行動有拖延時間、互卸責任的弊陋。
由此，我們又可以看出，不論伊裡布上奏時出於何種動機，他的四省聯合進攻的計畫，在實際操作中，至少需幾十天兵力集結的時間，使伊裡布有了緩於進攻的理由，獲得了他此時最需要的準備時間；同時，本應由他一人承擔的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