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1月8日，北京，天氣明朗。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拜別了絡繹不絕的賓客後，於中午時分，開用欽差關防，「焚香九拜，發傳牌，遂起程」。 由於是欽差大臣，禮儀規格殊榮，林則徐一行由正陽門出彰儀門，一路南下，直奔廣東。
林則徐去廣東，為的是查禁鴉片。而他的使命，又肇因於黃爵滋。
1838年6月2日，就在林則徐出京前的7個月，以「遇事敢言」而得到道光帝青睞的鴻臚寺卿黃爵滋 ，上了一道嚴禁鴉片的奏摺。他認為，鴉片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於以往的禁煙方法不當。
他稱言：若禁于海口，因稽查員弁貪圖從中獲利，「誰肯認真查辦」，「況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防不勝防。若禁止通商，不但損失了粵海關關稅，而且販煙外國船停泊在大洋之中，自有奸民為之搬運，「故難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若查拿煙販，嚴治煙館，無奈關津胥吏、衙役兵丁、世家大戶不肖子孫、地方官幕友家人從中層層阻撓，難以奏效。若以內地種植替代進口，然「食之不能過癮」，非但外煙未絕，反而內地又生一害。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新方法，制定一項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煙，爾後查獲吸食者誅。
黃爵滋的這份奏摺，要求改變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煙販和查拿煙館的老方法，將禁煙的目標，直接對準吸食鴉片的癮君子。也就是說，將禁煙的重點從沿海擴大到內地，變為全國範圍內的捕殺癮君子的國內司法行動。
黃爵滋的這一主張，與他三年前的態度正好相反，那時他主張嚴禁海口。
正為白銀外流而困擾的道光帝，看到這個頗為新奇的建議，沒有立即下決心，而是將此奏摺下發各地將軍督撫，令他們「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由此，道光帝收到了29份各將軍督撫議復的奏摺。
從這29份奏摺來看，同意黃爵滋吸煙者誅的主張的，僅8份，上奏人分別是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署四川總督蘇廷玉、湖南巡撫錢寶琛、安徽巡撫色卜星額、河南巡撫桂良、江蘇巡撫陳鑾、東河總督栗毓美。其餘的只主張對吸食者加重處罰，而不必殺頭。但是，所有的奏摺都主張加強對販煙、售煙的緝拿，並加重罪罰。以此看來，所有的奏摺都不同意黃爵滋前引奏摺中的第三點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9份奏摺中，竟有19份主張禁煙的重點在於查禁海口，這與黃爵滋的奏摺中查禁吸食的意見相左；在這19份奏摺中，除桂良、陳鑾、蘇廷玉外，又都不同意對吸煙者採用死刑，這就與黃爵滋的意見截然對立了。更引人注目的是，19份奏摺中的8份，言詞直指廣東，上奏人分別為直隸總督琦善、盛京將軍寶興、湖北巡撫張岳松、陝西巡撫富呢揚阿、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河南巡撫桂良、廣西巡撫梁章鉅、江蘇巡撫陳鑾。其中又以張岳松、烏爾恭額、桂良三人言詞最為激越。他們稱言，禁煙須正本清源，鴉片的來源在廣東，要禁煙，須在廣東切斷毒源。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官員不同意黃爵滋的意見呢？
有論者認為，這是琦善等反禁煙派（弛禁派）玩弄花招，改良手法，破壞禁煙的行動。對此，我已經在緒論中表示了不同意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官員們以揣摩皇帝旨意為能事。當道光帝在諭旨中已明顯表露其傾向時，沒有一位大臣敢用自己的烏紗帽開玩笑，以步後來許乃濟之後塵。 僅從奏摺的表面言詞，還難以完全看清他們的內心世界。
我以為，如此之多的地方大吏之所以不同意黃爵滋的意見，是因為他們害怕此舉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危險。
按照清朝的法律，殺一人須經縣、府、省三級審理，由省一級判結後，繕寫揭貼13份，送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有關衙門，同時以題本報皇帝，由內閣票擬交刑部等核議具奏，最後由皇帝勾決。若吸煙者誅，那麼，如此之多的癮君子，必然會給地方官以及屬吏幕客帶來無窮無盡的工作量（看過清代刑部檔案的人都知道一個死罪案件的文牘數量）；更何況這一類案件的審理，很可能牽涉到巨室富戶，那就不僅僅是工作量的問題，而會捲入無窮無盡的麻煩。
按照清朝官員的責成規定，若地方官未能及時宣布本境內消滅了吸食者，無疑是工作不力的表現，應按未完事件例受罰；若地方官宣布本境內已消滅吸食者，那麼，一旦此後發現癮君子，無論該官調遷何處，都應按失察例受罰。這如同第二十二條軍規，地方官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受罰的命運。
因此，他們主張加強查處販煙、售煙。因為販運、銷售的行為可以解釋為過境性、偶然性的，捉住一個便立下一功，捉不住也無責任可究。當然，更聰明的方法，就是將禁煙的責任推向海口，內地官員自可擺脫干係；能夠推到廣東則更妙，禁煙就成了廣東一省官員的事務，其餘省份自可樂得輕鬆。
至1838年10月23日，道光帝已經收到28份議復的奏摺，仍未下決心採取行動，而是下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有關部門討論，提出意見。 這表明，一切都按照舊有程序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可就在這時，發生了兩件事。
一是10月25日，道光帝得到報告，庄親王奕𧷏、鎮國公溥喜在尼僧廟吸食鴉片。煙毒已侵染皇室！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摺，稱其在天津拿獲鴉片13萬兩。這是1729年清政府禁煙以來，一次查獲煙土最多的大案！而且琦善還奏明，這些鴉片是廣東商人在廣東購買從廣東運來的。
第二天，11月9日，道光帝下了一道特別的諭旨，「林則徐著來京陛見」。
圓球終於脫出常規，天平終於傾向一邊。但我們不妨仔細想一下，從黃爵滋嚴禁吸食的建議，到道光帝的決策，事情似乎在空中轉了一圈，仍舊回到嚴禁海口的老位置上。所不同者，只是朝廷不再依賴廣東的職官，而打算在他們之上另派一名欽差大臣。
如果說反對黃爵滋的主張，就是反對禁煙，那麼，林則徐的使命恰恰是這幫反對禁煙的官僚促成的。這裡面不無滑稽的意味。
另一有趣的事件是，就在欽差大臣林則徐去廣東嚴禁海口的一年之後，黃爵滋也被授予「欽差侍郎」的名義，去福建查禁海口。 到了這時，他又在奏摺中大談如何嚴禁海口，閉口不談嚴禁吸食。 這是他自己觀點的轉變，還是順乎道光帝的意向，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道光帝選派欽差大臣，為什麼選中了並沒有在奏摺中力主嚴禁海口的林則徐呢？
此時，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各地大吏中最得其意的大約有4人，各有特點。一是兩江總督陶澍，為政老練寬達；二是直隸總督琦善，辦事果敢銳捷；三是湖廣總督林則徐，理政細密周到；四是雲貴總督伊裡布，善於鎮撫邊務。其中陶澍職在海口，又年老多病，此時已幾次給假調理；琦善在天津查禁鴉片事件未完；伊裡布的長處是處理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林則徐自然成了首選。
這只是一個方面。
檢視黃爵滋和那29份議復的奏摺，不難看出，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基本上沒有提到英國。而第一次提到者，仍是黃爵滋，謂：「今入中國之鴉片，來自𠸄咭唎等國。其國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只有造煙之人，無一食煙之人。」 黃爵滋的用意，自是用英國的法律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爾後，廣西巡撫梁章鉅、南河總督麟慶也提到英國，但只是批駁黃的說法，認為「峻酷」的「外夷」方法，根本不足以仿效。 除此三處外，別無英國一詞的出現。
禁煙是禁英國等國販運之煙，然而，各地官員在奏摺中竟全然不提英國可能對此事作出的反應。這說明清朝上下當時還未把禁煙與中英關係聯繫起來看，暴露出他們對鴉片走私情況的懵懂，對國際事務的無知。
英國是鴉片走私的主凶。這在廣東民間，已屬常識問題，廣東官員在此之前也曾在奏摺中提及。但是，「天朝」不屑於過問「外夷」之事，「天朝」的官員也無需了解「英夷」之情。他們在奏摺中未把英國放在話上，是因為他們在心目中把一切「外夷」都放在話下。
從這些奏摺可以看出，當時清朝官員僅僅是從國內事務的角度來考慮禁煙的。就連道光帝由內閣明發的讓他們「各抒己見」的諭旨，也是通過「刑部咨會」或「戶部咨會」，而不是由「禮部咨會」或「兵部咨會」的方式傳到他們的手中。 他們認為，禁煙難就難在地方官的玩忽、胥吏的庇縱、兵丁的貪贓、奸民的枉法。其中許多奏摺已經點明而另一些奏摺雖未點明但也暗諭，禁煙最大的障礙在於充斥於鴉片交易中的賄賂，及由此引起的貪官污吏的暗中抵制。他們沒有看到，英國的阻撓才是禁煙真正的終極障礙。
當然，即使嚴禁海口，仍是反走私的國內行動，與外國無涉；即使牽涉到中國境內的外國人，也與外國政府無涉。但這僅是法理上的正確，與殖民主義時代的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