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和兵力，無疑是標誌軍事力量強弱的最重要的兩大因素。然而，若僅此便能判斷戰爭的勝負，那麼，人類的戰爭史就會如同數學中的加減法那般單調枯燥，失去其應有的光彩。在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戰例時有發生，其中的決定因素就在於人以及由人制定的戰略戰術。
人的複雜性在於其思想，人所制定的戰略戰術又千變萬化，很難集中概括。因此，鴉片戰爭中的高層人士的經歷、思想及其戰略戰術，我將放在以後各章結合戰爭過程進行討論，本節只是簡單地描述清軍作戰的主體——士兵和軍官的一般情況。
中國史學的主要缺點之一，就是視野集中於上層，許多史料作者對其身旁的下層民眾生活，因不具秘聞的性質而忽略不記。在我探究當時清軍官兵的一般生活時，受窘於材料非常之少，只能將散見於各處的零星材料拼湊出大致而非精確的圖畫。
清朝的兵役制度是一種變形的募兵制。早期的八旗是兵民合一的制度，清入關後，人丁生繁，兵額固定，逐步演化為從各旗各佐領中抽選固定數量的男丁充兵。綠營兵募自固定的兵戶。與民戶相比，兵戶出丁後可免徵錢糧賦稅。而在實際操作中，尤其在戰時，綠營的兵員除來自兵戶外，也有從社會其他成員中募集者，各色人等均有。
這種挑募的方式具體執行情況又是如何？我們可借用民國時期的著名將領馮玉祥的個人經歷，幫助讀者理解：
保定府五營練軍，是有名的「父子兵」。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兒子頂名補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難補進去的。有時即使一年半載能出一個缺，就有許多人來爭著補，各方面託人保薦。所以我補了幾次，都沒有補上。
……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
旁人就問：「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這一問，苗大人也怔住了。接著那人就說：「我問問去。」
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耽擱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我知道，用不著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
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苗大人隨便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曆1892年，我才十一歲。
補上兵之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
馮玉祥的父親是一名哨官，馮玉祥加入的是淮軍，這與鴉片戰爭時期的八旗綠營是有區別的。馮玉祥11歲參軍，也是一種例外，故馮氏自覺有特別意義而寫入自傳。我們不能把馮氏的事例當作普遍現象來看待，但此中透露出來的募兵程序，卻是清朝的一貫制度。
清軍的士兵一旦被募後，就成了一種終身的職業。當時並無固定明確的退役制度。儘管清軍中（主要是綠營）時有「汰老弱、補精壯」的行動，但從未規定多少歲為老，什麼樣為弱，更未規定多少年進行一次裁補的行動。因此，清軍士兵的年齡大小不一。1840年7月，中英第一次廈門之戰，清軍被打死9名士兵，檔案中留下了他們個人情況的資料：
中營守兵林喜成，年三十五歲，系鳥槍手，母陳氏，妻李氏，子注。
左營守兵吳燦生，年二十五歲，系鳥槍手，妻傅氏，男順意。
左營戰兵吳觀賞，年四十三歲，系鳥槍手，妻孫氏。
左營守兵王大猷，年二十九歲，系鳥槍手，母吳氏。
右營戰兵邱明禧，年三十九歲，系弓箭手，祖母林氏，母劉氏，妻陳氏。
右營戰兵張世澤，年五十九歲，系鳥槍手，母余氏，妻黃氏，男光燦。
前營戰兵胡滿才，年四十七歲，系鳥槍手，男印藍。
後營戰兵周瑞安，年二十二歲，系鳥槍手，繼父廠，母徐氏，弟舉。
後營戰兵吳振勝，年二十四歲，系藤牌手，父俊，母林氏，兄詞，弟賢。
這9名士兵全屬號稱精銳的福建水師提標。從這份檔案來看，他們的年齡從22至59歲不等，大多娶妻生子，母親亦大多健在，卻少有父親的記載。我們不知道其父是否為已亡故的綠營兵，他們是否因父而補上兵缺。
清軍士兵的家眷，皆隨軍住於營中，或另賃房屋住在附近，不似今日軍營森嚴，士兵24小時集中居住。當時士兵執行的任務有如今日之警察，其生活亦同今日警察那樣上班下班。除出征打仗外，軍營並不開伙，士兵皆回家吃飯。一旦操演值勤來不及回家，家眷們便送飯前往。操演的場地周圍，常常有他們的妻兒旁觀。休息時與妻兒共飯，與操演相比又是一番風光。著名作家老舍在他的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描寫了兩位旗兵、一位驍騎校、一位佐領、一位參領的日常生活。這部寫於20世紀60年代而描寫19世紀90年代的小說，雖不能當作史料來佐證鴉片戰爭時期的場景，但畢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就近觀察的位置。其中，老舍對那位充正紅旗馬甲、攜「面黃無須」腰牌進出皇城守衛的父親的生活，作如下描述：
到上班的時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識字不多，所以不去讀書……他只是出來進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刷水缸。……一輩子，他沒和任何人打過架，吵過嘴。他比誰都更老實。可是，誰也不大欺負他，他是帶著腰牌的旗兵啊。
老舍的家，在今日北京護國寺一帶，距他上班的皇城，並不算遠。這位馬甲得到這位後來出名的兒子時，已經40多歲，兩年後死於八國聯軍之役。
我在前節已經說明，清軍絕大多數士兵是分散駐紮的，每處數名、十數名、數十名不等。而這些分散的士兵攜帶家眷居於各市集要衝汛塘碉卡之地，除操演值勤外，平日的生活與周圍的民戶並無多大的差別。
清軍綠營、駐防八旗的士兵，分馬兵、戰兵、守兵三種；京師八旗又有領催、馬甲、步甲、養育兵等名目；每月領取糧餉。其標準為：
馬兵即為騎兵，戰兵為出征作戰之兵，守兵為戍守防衛之兵，原本職分明確。但到了鴉片戰爭時，因戰爭規模的縮小，許多馬兵已革去戰馬等項開支，變為無馬之馬兵，而戰、守兵的職責也日趨模糊。由於糧餉的差別，在實際操作中，守兵、戰兵、馬兵成為士兵晉陞的等級。八旗兵丁除糧餉外，另有旗地，每名約30畝，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抵押、變賣已十分平常。
僅僅就數字來看，不易發現問題，讓我們以士兵的收入對照一下當時的生活指數。1838年，湖廣總督林則徐稱：
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數，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諸凡寬裕矣。
以此計算，一人一年所需合銀15兩至36兩。清軍士兵的餉銀為12至24兩，另每年口糧3.6石，其糧餉養活士兵本人，當屬綽綽有餘。
可是清代的士兵又有家眷。從前引福建水師提標的9名士兵的材料來看，每一名士兵至少需養活2至5人（因女兒未計入內）。當然，清代的兵戶往往是多人當兵，但即便以三口之家作為標準，清軍士兵的糧餉明顯難以維持家計。
清軍的糧餉標準是順治朝制定的。是時經濟正在恢複，物價極低。經康雍乾三朝的發展，通貨膨漲已有相當幅度。而糧餉標準雖有多次調整，但主要是軍官部分，且乾隆後期起清朝財政已陷於困境，清軍士兵的收入一直沒有也不可能有大的加增。
收入的低下只能降低生活水準而不能不生活，清軍士兵為維持生計，須得在正項收入之外另覓別項來源。因此，替人幫工、租種田地、做小本生意等等，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猶如今日之「第二職業」一般紅火。例如，湖南撫標右營游擊的一位長隨鄭玉，與兵丁陳玉林等4人出資27千文，盤下即將倒閉的湖南長沙青石街上的「雙美茶室」，經營半年之後，轉手於兵丁蔡步雲等人。 當此類經營活動在時間上與值班操演發生衝突時，清軍士兵也常常僱人頂替。
清軍士兵的收入雖然不高，但畢竟有一份固定的旱澇保收的「鐵杆莊稼」。不少人花錢託人補兵額，補上後，值班充差操演時應卯，其他時間仍操持舊業。浙江定海知縣姚懷祥的幕客王慶庄透露，該地清軍士兵「半系櫛工修腳賤佣」，以銀洋三四十元買充入伍伍。對於這些人來說，當兵反成了「第二職業」。
以上創收方式雖不符合清軍的規定，但畢竟未直接禍害國家和百姓，為官者因牽繫士兵生計或從中獲取好處而眼開眼閉，一般並不追究。
其實，清軍的士兵還有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