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裝備有著物化的形態，其優劣易於察覺，因此，不同的人們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處於兵器上的劣勢。可是，也有許多論者又不約而同地指出：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處於兵力上的優勢。
就簡單的數字來看，這是事實。
當時清朝有八旗兵約20萬，綠營兵約60萬，總兵力達80萬。這是當時世界上一支最龐大的常備軍。
英國的兵力要小得多，正規軍約14萬，加上擔負內衛任務的國民軍6萬，總兵力僅20萬。與清軍相比，大約是1:4。
中英兩國遠隔萬里，英軍自然不能全數派往中國。鴉片戰爭初期，英國遠征軍的總兵力，以海陸軍合併計算，大約是7000人。與清軍相比，大約是1:110。後英國遠征軍的兵力不斷增加，至戰爭結束時，大約有2萬人。與清軍相比，大約是1:40。
人們從這些數字中會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兵器上處於劣勢的清朝，可以通過其在兵力上的優勢來彌補缺陷，再加上本土作戰，清軍以眾擊寡，以逸待勞，具有某些明顯的有利因素。
然而，上述結論僅僅是理論上的正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從此後各章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總兵力佔優勢的清軍，在各次戰鬥中並不具有很大的優勢，有時反處於劣勢；在本土作戰的清軍，並不是總能以逸待勞，有時反疲於奔命。
這是為什麼呢？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研究清軍的編製。
清朝的軍隊分為八旗和綠營兩大系統。其中八旗又可分為京營和駐防兩部分。京營共約10萬人，駐紮於北京及其附近地區。駐防亦約10萬人，分四類而散布全國：一、保衛龍興之地，駐於黑龍江、吉林、盛京（約今遼寧）三將軍轄地；二、監視北方的蒙古族，保衛京師，轄於察哈爾、熱河兩都統，密雲、山海關兩副都統；三、戍衛西北邊疆地區，守於烏里雅蘇台（今蒙古國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蒙古國吉爾格朗圖）、綏遠城（今呼和浩特）、伊犁（今新疆霍城縣境內）、烏魯木齊、喀什噶爾（今喀什）等地；四、也是最重要的，監視內地各行省，領有廣州、福州、杭州、江寧（今南京）、荊州、成都、西安、寧夏六將軍及京口（今鎮江）、乍浦、青州（今山東益都）、涼州（今甘肅武威）四副都統。
清軍的主體是綠營。除京師巡捕5營共1萬人外，大多部署於各行省。一省的綠營體製為：
由此可見，除總督、巡撫自率的各標外，一省軍事體制分提、鎮、協、營四級，以營為基本單位。
清軍在編製上的弊陋，主要表現在營以下。綠營中的營，沒有固定的編製，而是根據駐守地區是否衝要、執行任務繁簡程度而決定，人數從200至1000餘名不等，長官亦分為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四級，官秩從正三品降至正五品不等。例如，守衛海防重地吳淞口的吳淞營，因地位十分重要，共有兵弁1100餘名，長官為參將，直隸於蘇淞鎮總兵。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營以下的建制及其分散駐防。據《寶山縣誌》，吳淞營營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吳淞營除200名兵弁駐守吳淞西炮台外，其餘800餘名分布在縣城及35處汛地。 防守範圍包括寶山縣大部及嘉定縣的一部分。 每一汛地，駐兵數名、十數名、數十名不等。
是不是吳淞營的情況特殊而駐守特別分散呢？恰恰相反，從各地的情況來看，吳淞營的汛地不是特別多的。例如，號稱精銳的湖南鎮筸鎮，額設兵丁4107人，「分布汛塘六十七處，駐守碉卡關門一哨台七百六十有九」。 其駐防分散，不難想見。
從綠營的編製來看，在督、撫、提、鎮各標中，由提督直轄的提標，是兵力最強、駐防最集中、機動性最強的部隊。但是，它的情況並不優於前述吳淞營。
福建水師提標是清軍最強大的海上力量之一，駐守廈門。它共有中、左、右、前、後5營，額設官兵4300餘名。其中一半是海岸防衛部隊，另一半是艦船部隊。就海岸防衛部隊而言，它在廈門島、鼓浪嶼島共有兵丁517名，但分在10處汛地、24個堆撥以及廈門城四門、水操台等40餘處地方；又在廈門島外圍的大陸，沿馬巷廳（今屬同安縣）、同安縣、龍溪縣、（今分屬漳州市、龍海縣）、海澄縣（今屬龍海）一圈海岸，駐兵1390名，分在41處汛地，每處3至201名不等。就艦船部隊而言，共有大小船隻67艘，其中48艘為戰船（大橫洋船、同安梭船），另有19艘為海岸巡哨之槳船；而在戰船之中，又有13艘有固定的海上汛地，只有35艘可機動出洋作戰。
我們不能用今日之軍隊整師、整團、整營地集中駐紮某一營房的概念，去想像當時的清軍。就我見到的材料，綠營中沒有一個營不分汛塘哨卡的，也就是說，營以下部隊沒有集中駐紮於一處營房的，而是數名、十數名、數十名、最多數百名（我僅見到200餘名）分散在當時的市鎮要衝等地。
就近代的軍事原則而言，兵力分散意味著戰鬥力的削弱。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旦發生戰爭，要將這些分散的小部隊集中起來，又是何等不易。在實際操作中，全部集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清軍如此分散駐守，原因在於其擔負的職責。
清朝是靠武力鎮壓而建立起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軍隊是其支柱。但是，當時清朝沒有警察，高度中央集權也不準建立地方性的內衛部隊；維持社會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軍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務。從外部環境來看，儘管清朝數次在邊疆地區用兵，康熙年間還在東北地區與俄羅斯作戰，但在「四裔賓服」之後，清軍並無強大的固定的敵手。顛覆清朝的力量在內而不在外。這些決定了清軍的基本職責是防民為主，內衛為主的性質。
由此，軍隊的分散駐防有其合理性：
一、警衛宮禁皇園陵寢，守衛各級衙門官府，看守倉庫監獄，押解錢糧罪犯，協助關卡徵稅，查拿私鹽鴉片走私，護衛驛站驛道，以及執行各級官府交付的臨時性或相對長期性種種差使，都由清軍執行。而要完成這些事務，顯然不必強大的軍團，卻需要眾多且分散的士兵。京營八旗、督標、撫標執行此類勤務甚多。
二、為維護城市治安，彈壓盜匪，清軍除在城門派兵守衛，盤查人員外，又在城內設立堆撥、欄柵，晝則巡查，夜則守更（如前提廈門24堆撥即屬此類，相當於警察）。這又需要眾多且分散的士兵。各城守協、營以及駐在城市中的駐防八旗和綠營，擔負此類勤務甚多。
三、也是最重要的，為了更有效地監視民眾，以防造反，為了使各地方官隨時可以找到一支可資利用的部隊，為了克服當時的交通困難而能及時鎮壓，清軍在各市集、要隘、道口、險峻之處，設立了大大小小的汛、塘、卡、台，撥駐兵弁。這些小部隊對付遍於全國揭竿而起又時起時落的反叛，極為便利，因為絕大多數在鄉村活動的反叛者和盜匪都是小股流竄、乘虛蹈隙的，清軍若集中兵力往往無效，甚至找不到其蹤跡。清軍綠營兵的主力由此而分散。
四、強兵悍卒從來就是專制王朝的心頭大患，而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對於一支兵力強於本族武裝（八旗）的漢族武裝（綠營），更是多加防備，其基本對策就是用兵力相對集中的八旗監視兵力分散的綠營。因此，綠營兵駐紮的分散，不僅由於軍事的考慮，而是出於政治的需要。
以上僅僅是理論上的分析，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情況如何，可以引用一些官員在鴉片戰爭中的議論。
1840年8月，英軍抵達天津海口，直隸總督琦善奏稱：「天津存城兵共止八百餘名，除看守倉庫監獄城池暨各項差使外，約止六百餘名。其餘沿海葛沽、大沽、海口等三營，葛沽止額設兵一百餘名，餘二營均止數十名不等，兵力較單。」 查天津鎮標兩營，加上天津城守營、葛沽營，總兵力達2400人， 與實際存營數字比較，可見出外擔負勤務之多。
1841年9月，福州將軍保昌等奏：「省城旗綠營兵，除向例各處值班外，實存兵一千零四十名。」 「查福州八旗駐防兵弁1960名，由福建將軍統轄的綠營兵共3營（左營938名，右營938名，水師營627人），總計4463人。」
「向例各處值班」兵數佔四分之三以上。
1841年11月，盛京將軍耆英奏稱：奉天「所有各城額兵，多則七八百名，少則三四百名，東西各路額兵一二百名不等。省城西額兵五千二百餘名，其各項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邊外卡倫、看守圍場堆撥等項，每年共需兵九百餘名，均應按季輪流派往」。 耆英雖未直接點出可機動的兵數，但指明了兵丁擔負的各項差徭之繁重。
清軍的編製明白地說明了它利於分散「治民」，而不利於集中御外。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觀之，清軍不是一支純粹的國防軍，而是同時兼有警察、內衛部隊、國防軍三種職能。其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