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琦善賣國」的探討中，凸現出來的問題是：
鴉片戰爭的失敗，究竟應當歸結於中國的落後和保守，還是應當歸結於琦善等人的賣國？當時中國的正確之途，究竟是徹底地改弦更張，還是只需重用林則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
前者從中國社會的角度來看問題，解決起來十分困難。後者似更注重於人物的褒貶，對策又似明快簡單。兩者之間，有著認識深度上的差別。
以紀傳體為正宗的中國傳統史學，過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貶，歷史著作中登場的歷史人物，身上都帶著明顯的標籤。若從更高的層面上看問題，就會發現，琦善也罷，林則徐也罷，個人毀譽事小，探究其中之理事大。
如果我們把已經提出的問題和在本篇緒論中不便展開的問題，全部放在一起思考，問題的核心就展現於面前，那就是：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取得鴉片戰爭的勝利？這是一場勝或負的結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戰爭，還是一場必定要失敗的戰爭？當時清政府中有沒有人可以領導或指導這場戰爭獲得勝利？如果戰爭必敗，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段歷史？
毫無疑問，歷史不會改變，戰爭的結局也不會改變。但是，歷史學家在研究、分析、評價歷史時，總是會注意到當時未被採納的建策、未被利用的條件，總是會注意到歷史可能出現但未能出現的轉機。也就是說，他們心中有許多「如果」、「可能」、「萬一」之類的假設，離開了這些，他們無法研究歷史，而只能成為歷史的宿命論者。
那麼，假設我們把歷史學家心目中的當時可能實現的假設，統統擺出來，再探討一下，如果這些假設實現，是否會改變鴉片戰爭的失敗結局？
問題一下子變得如此簡單，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又似變得更加困難。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大，從今天的角度去探討一百五十多年前這次戰爭的意義。我們會首先看到，這場戰爭把中國拖入世界。從此開始，中國遭受了列強的百般蹂躪；從此開始，中國人經受了尋找新出路的百般苦難。
鴉片戰爭的真意義，就是用火與劍的形式，告訴中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這是今天歷史學界都會同意的觀點。
歷史過去了一個半世紀。我們面前的一切，告訴我們這個歷史使命還沒有完成。中國依舊落後。我們還經常面對著那些曾困擾前幾輩人的老問題，以致我們彷彿能直接走進歷史而充當一個角色。
當然，我們也有理由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歷史。事實上，我們也從歷史中找到許多無可辯駁的原因：西方列強的侵略，經濟底子薄弱，人口基數太大，等等。但是，我們在歷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錯誤，儘管歷史已經明白無誤地說明，我們犯過錯誤。
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於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所謂「以史為鑒」，正是面對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穫。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歷史學本應當提供這種力量。
正因為如此，我選擇鴉片戰爭這一中國近代化理應發生的起點，專門分析中國人，尤其是決策者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以及如何犯錯誤的，試圖回答一些問題。這部書不可能回答鴉片戰爭本身提出的一切問題，但我儘力為這些問題的真解決提供一些素材。
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西方文明的衝擊，對於資本主義的挑戰，現已有了足夠多也足夠好的著作和論文。本書敘說的重點，是作為其反面的清王朝。為此，本書對戰爭中涉及清王朝的種種史實進行考證，對種種陳說予以分析，並對這次戰爭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評論。
今天，我們已進至20世紀90年代的中期，令人激動的新世紀即將到來。站在世紀末的高度，社會科學家就不應當僅僅憧憬著新世紀的輝煌，而有責任對本世紀的學術進行一番總結。我以為，此中第一個需要總結的，正是歷史學。人們只有明白地看清了過去，才能清晰地預見到未來。
正是這麼一種感受，使我不揣鄙陋，重新寫下了鴉片戰爭這一段歷史。
在本篇緒論即將結束之時，我還要說明，歷史學家生來俱有無可排遣的民族情結，不應當演化為歷史研究中對本民族的袒護。抱著這一觀念，我在對清王朝的批判上，無論是妥協的主張，還是抵抗的主張，都是不留情面的。
一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堅實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