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月的第二個星期一，《華爾街日報》位於曼哈頓中城的新聞編輯部，我正坐在自己亂糟糟的辦公桌前，想尋找和發掘一個新的故事。我最近剛完成一個耗時一年的醫保詐騙調查，不知道接下來做什麼。即使在《華爾街日報》工作了十六年，我仍然沒有精通一件事情：從一個調查項目迅速而高效地轉移到下一個任務的藝術。
我的電話鈴響了。來電的是「病理學博客」的亞當。八個月前，我曾找他幫過忙，試著去看懂複雜的實驗室賬單，用於我在醫保系列中的一篇報道。 他耐心地向我解釋特定的賬單項目對應的實驗室流程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用這些知識曝光了一家大型癌症診療中心的騙局。
亞當告訴我，他偶然發現了一個可能是個大新聞的事。人們經常給記者爆各種料。十次有九次不會有什麼實質內容，但我總是花時間聽他們說。世事難料。而且，在這個特別的時候，我正像狗一樣在尋覓骨頭。我需要一根新的骨頭來細細咀嚼。
亞當問我，是否讀過《紐約客》最近的一篇特稿，寫的是一位名叫伊麗莎白·霍姆斯的矽谷奇才和她的公司，希拉洛斯。我確實讀過。我訂了《紐約客》，經常在上下班的地鐵上閱讀它。
既然他現在提到了這篇文章，我在讀它的時候已經發現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其中之一，是沒有任何經同行評議的數據支撐該公司的在科學上的說法。過去的十年中，我大部分時間花在報道與醫療健康事務相關的事情，無法想像醫學上如此重大的進步沒有經過同行的審閱。我也對霍姆斯就她的秘密血液檢測設備如何工作所做的簡短描述感到驚訝： 「執行一項化學過程，由此發生一個化學反應，從化學物與樣本的互動中產生一個信號，將其翻譯為檢測結果，然後由經過認證的實驗室人員審核。」
那些話聽上去像一個高中化學的學生講的話，而不是一個高深的實驗室科學家。《紐約客》的作者稱這一描述「模糊得可笑」。
當我停下來仔細考慮，發現很難相信，只上過兩個學期化學工程課程的一名大學輟學生能夠成為前沿科技的先鋒。 當然，馬克·扎克伯格10歲的時候就在父親的計算機上學會了編程，但醫學不一樣：那不是你在家裡的地下室就能自學的。你需要多年的正規訓練，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才能找到價值所在。 許多諾貝爾醫學獎得主都是60多歲，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的成就到那時才能獲得認可。
亞當說，對於《紐約客》的這篇文章，他有類似的感覺，他在博客上發表帖子質疑之後，有一群人聯繫了他。對他們的身份，尤其是與希拉洛斯的關係，他秘而不宣，但說他們擁有這家公司的信息，我也許想聽。他說可以與他們聯繫，看看他們是否願意與我談談。
同時，我對希拉洛斯作了一些初步了解，無意中發現了《華爾街日報》社論版十七個月前的文章。文章發表的時候我並沒讀過。這增添了一點有趣的波折，我暗自想：我的報紙在霍姆斯的流星般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第一家發表她所謂成就的主流媒體機構。這確實是一個尷尬的境地，但我並不是很擔心這一點。《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和新聞版同仁之間有一堵防火牆。如果我真的在霍姆斯的櫥櫃中發現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也不會是這家報紙的兩方第一次自相矛盾。
第一次談話的兩個星期後，亞當幫我聯繫上了理查德·富茲、喬·富茲、菲麗絲·加德納和羅謝爾·吉本斯。聽說富茲一家跟希拉洛斯惹上了官司，我一開始感到很失望。即使他們堅持遭到了錯誤的指控，但官司給了他們報復的理由，令他們無法成為信息來源。
但當我聽到他們與希拉洛斯剛剛離職的實驗室主管有過對話，而且此人聲稱公司存在若干錯誤做法，我的耳朵便豎了起來。我還發現，伊恩·吉本斯的故事令人同情，羅謝爾所說伊恩多次坦承希拉洛斯的技術不管用，此事尤其值得探究。在法庭上，這類事情會被當作道聽途說而不予採信，但它的可信賴程度足以開展進一步考察。不過，要讓此事有所進展，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確：我需要與艾倫·比姆對話。
頭幾次撥打艾倫的電話號碼，我得到的反饋都是進入語音信箱。我沒有留下信息，相反，決定只是繼續嘗試聯繫他。2015年2月26日，那個星期四的下午，一個帶著我不確定是哪裡口音的聲音終於接聽了電話。在確認他真的是艾倫之後，我做了自我介紹，告訴他我知道他剛剛抱著對公司運營方式的擔憂離開了希拉洛斯。
我可以感覺到他非常緊張，但他似乎也想吐露心事，卸下負擔。他告訴我，他可以跟我對話，但我必須承諾為他的身份保密。希拉洛斯的律師一直在騷擾他，他很確定，如果公司知道他跟記者談過，一定會起訴他。我同意他保持匿名。那不是個很難的決定。沒有他，我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二手來源和知情的推測。如果他不肯說，這個故事就不存在了。
隨著我們對話的基本規則得以建立，艾倫放下戒備，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他說的第一件事情是，伊恩告訴羅謝爾的事情是真的：希拉洛斯的設備不管用。它們被叫作愛迪生，很容易出錯。它們一直無法通過質量控制檢查。而且，希拉洛斯只用它們做一小部分檢測。它的大部分檢測是在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商用設備上運行，並且稀釋血液樣本。
我花了一點時間來理解稀釋這件事情。他們為什麼要那麼做，為什麼那麼做是錯誤的？我問道。艾倫解釋，那只是為了彌補愛迪生設備的缺陷，它只能做某種被稱為免疫測定的檢測。希拉洛斯不想讓人們知道其技術有限，所以它設計了一種方法，以便在傳統設備上運行小劑量的指尖采血樣本。這涉及稀釋指尖采血樣本，讓他們的劑量加大。問題在於，他說，當你稀釋了那些樣本以後，被分析物在血液中的濃度也被降低到傳統設備不再能準確測量的水平。
他說他曾試圖推遲希拉洛斯在沃爾格林的門店中啟動血液檢測服務，警告霍姆斯實驗室的鈉和鉀的檢測結果完全不可信賴。按照希拉洛斯的檢測，完全健康的人血液中的鉀含量水平會爆表。他用「瘋狂」一詞來形容那些檢測結果。當艾倫提到某種叫作能力驗證的事時，我很難讓自己理解他揭露的這些情況。他非常肯定希拉洛斯違反聯邦能力驗證的規定。他甚至向我提到聯邦監管規則的相關部分：CFR第42章，493條。我在筆記本上把它寫下來，告訴自己隨後再去查閱。
艾倫還說，霍姆斯虔誠地相信要革新血液檢測，但她在科學和醫學方面的知識基礎很貧乏，這證實了我的直覺。他說她並不是那個每天管理希拉洛斯的人。一個叫作桑尼·巴爾瓦尼的男人才是。艾倫談及桑尼完全不加掩飾：他是一個通過恐嚇進行管理的虛偽的土霸王。然後，他放出又一個重磅炸彈：霍姆斯和巴爾瓦尼曾經有過戀情。我讀過《紐約客》和《財富》上的文章，瀏覽過希拉洛斯公司的網站，知道巴爾瓦尼是公司總裁、首席運營官。如果艾倫說的是真的，這又是一重扭曲：矽谷的第一位女性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創始人，與她的第二號管理層睡過覺，而此人比她大了將近20歲。
這是一種粗糙的公司治理方式，但畢竟它還是一家私人公司。在矽谷的私人創業世界中，沒有什麼規則禁止那一類的事情。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霍姆斯似乎向她的董事會隱瞞了這層關係。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理由讓《紐約客》將她刻畫成單身，而亨利·基辛格告訴這家雜誌，他和妻子試圖為她安排約會呢？如果霍姆斯沒有直接向董事會坦白她與巴爾瓦尼的關係，那麼她還有什麼原因想要保密呢？
艾倫說，有很多次，他當面或者通過電子郵件，向伊麗莎白和巴爾瓦尼提出對能力驗證檢測和希拉洛斯的檢測結果可靠性的擔憂。但巴爾瓦尼總是要麼斷然回絕，要麼搪塞過去，在郵件往來時肯定複製一份給希拉洛斯的律師，寫上「注意律師-客戶的保密義務」。
艾倫身為實驗室主管，希拉洛斯的CLIA執照上登記的是他的姓名，他擔心如果政府進行調查，自己可能承擔個人責任。為了保護自己，他將數十封與巴爾瓦尼往來的電子郵件轉發到私人電子郵箱。但希拉洛斯發現此事，威脅要起訴他違反保密協議。
除了可能面對的個人責任，讓他更加困擾的是患者可能承受的潛在傷害。他描述了錯誤的血液檢測結果可能導致的兩種噩夢般的場景。一個錯誤的陽性結果可能導致患者去做不必要的醫療檢查。但一個錯誤的陰性結果會更加糟糕：一名情況嚴重的患者不去做診斷，可能導致死亡。
我掛上電話，感受到熟悉的衝動，那是每次大型報道獲得突破時才有的，我得提醒自己，這只是一個漫長征程的第一步。還有許多東西要去掌握，而最重要的是，報道需要得到確證。如果只有一個匿名來源，報紙絕不會接受，不管那來源有多麼好。
第二次與艾倫對話的時候，我正站在布魯克林的展望公園（Prospect Park），儘力讓自己保持暖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