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倫·比姆（Alan Beam）正坐在辦公室里檢查實驗室報告，伊麗莎白伸頭進來，叫他跟過去，她想給他看什麼東西。他們走出實驗室，進入其他員工聚集的開放辦公區域。在她的指令下，一名技術人員刺破一位志願者的手指，然後用一個形似迷你火箭的塑料傳輸工具，收集手指上滲出來的血液。這是希拉洛斯的樣本收集工具。它的尖端收集血液，然後將血液轉移到火箭底部的兩個小小引擎內。引擎並不是真的引擎：它們是納米容器。為了完成血液的轉移，你得把納米容器像活塞一樣推入塑料火箭的腹部。這一動作會創造出一個真空，將血液吸入。
或者說，至少想法是這樣的。但這一次，事情沒有按照預想的順利進行。當技術人員將小小的雙管推入設備時，「砰」地發出響亮的聲音，血液四散飛濺。其中一個納米容器爆裂了。
伊麗莎白鎮定自若。「沒關係，讓我們再試一次。」她淡淡地說。
艾倫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這一場景。他在希拉洛斯只工作了幾個星期，還在努力尋找自己的定位。他知道納米容器是公司專有的血液檢測系統的一部分，但此前他從未看到其在實際中使用過。他希望這次只是一個小意外，而並非預示著更大的問題。
這位瘦高的病理學家通往矽谷的路頗多周折。起點是在南非，他長大的地方。他在約翰內斯堡的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Uy of the Witwatersrand，南非人把它叫作「威茨」）主修英文，然後來到美國，參加紐約城的哥倫比亞大學的預科班。這一選擇是他那保守的猶太人父母主導的結果，他們認為自己的兒子只可以從事少數幾種職業：法律、商業以及醫療。
艾倫待在紐約上醫學院，進入曼哈頓上東區的西奈山醫學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e），但他很快意識到，做醫生在某些方面與他的脾氣並不符合。他對瘋狂的工作時間以及醫院病房的各種亂象和氣味感到厭倦，逐漸將重心轉到更安靜的實驗科學領域，這引領他去從事病毒學的博士後研究，並在波士頓的布萊曼和女子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擔任臨床病理學住院醫師。
2012年夏天，艾倫負責匹茲堡一家兒童醫院的實驗室，此時他注意到領英（LinkedIn）上的一則招聘貼，完全符合他剛剛萌生的對矽谷的憧憬：一家位於帕洛阿爾托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實驗室主管。 他剛剛讀過沃爾特·艾薩克森寫的史蒂夫·喬布斯傳記。他覺得這本書極為激動人心，這更增強了他想搬到舊金山灣區的渴望。
他申請了這個職位，隨後被要求飛過去參加面試，時間安排在一個周五下午的6點。他先見到了桑尼，然後才見到伊麗莎白。他發現在桑尼身上有一種讓人說不清楚的令人難受的東西，但這個印象被伊麗莎白完全抵消了，她出現的時候帶有極度渴望改變醫療健康行業的意志。跟許多第一次見她的人一樣，艾倫被她深沉的聲音迷住了。那聲音跟他之前聽到的任何聲音都不一樣。
幾天之後，艾倫就收到了入職邀請，但他並沒有能馬上進入希拉洛斯工作。首先，他得申請加利福尼亞州的行醫執照。此事耗費了八個月的時間，使他到2013年4月才正式入職。到那時，他的前任阿諾德·蓋爾博已經辭職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一位半退休狀態的實驗室主管斯賓塞·平木（Spencer Hiraki）時不時過來看看，檢查實驗室的報告，在報告上簽字。對艾倫來說，並不存在多大問題，因為希拉洛斯的實驗室每周只檢測少量來自西夫韋僱員診所的樣本。
當他接手的時候，實驗室的精神面貌似乎是更令人頭痛的問題。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都極為消沉。艾倫就職的第一周，桑尼草率地開除了一名檢測人員。這個可憐的傢伙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保安抬手抬腳地拖了出去。艾倫對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此類事情絕不是第一次發生。他想，難怪人們的精神狀態低落。
艾倫所接手的實驗室分成兩個部分：一個在辦公樓二層的房間，裡面堆著商用檢測設備，另外一個在它下面的房間，作研究之用。樓上的房間是經CLIA認證的實驗室部分，由艾倫負責。桑尼和伊麗莎白將這些常規機器視作恐龍，很快就會被希拉洛斯的革命性技術消滅殆盡，所以他們把這裡叫作「侏羅紀公園」。他們把樓下的房間叫作「諾曼底」，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登陸日。諾曼底房間中的希拉洛斯專有設備將暴風驟雨般席捲實驗室行業，就像是盟軍在機關槍火力之下勇敢地登上諾曼底海灘，去解放納粹佔領下的歐洲。
還處在熱忱和興奮狀態的艾倫相信了這種虛張聲勢。但在這次搞砸了的納米容器試驗後不久，他和保羅·帕特爾有過一次對話，令他腦海中對希拉洛斯的技術真正進展到什麼地步產生了疑慮。帕特爾是生物化學家，領導希拉洛斯新設備的血液檢測開發。對這個新設備，艾倫唯一所知的就是其代號——「4S」。帕特爾透露，他的團隊仍然在實驗台的實驗盤子上進行檢測開發。這令艾倫非常驚訝，他原本以為檢測已經被整合到4S之中。當他詢問為什麼沒有實現這一步，帕特爾回答，新的希拉洛斯盒子無法工作。
到2013年夏天，當李岱艾公司竭盡全力為希拉洛斯公司啟動商業化而準備網站時，4S（又稱迷你實驗室）已經處於開發狀態超過兩年半時間。但這個設備仍然只是一個有待完善的產品。它存在的問題可以羅列出一長串清單。
其中最大的問題，是開發過程中功能失調的企業文化。伊麗莎白和桑尼將任何敢於提出問題或反對意見的人視作挖苦或唱反調。堅持這樣做的員工常常被邊緣化，或是被炒掉，而應聲蟲則得到提拔。桑尼將一群逢迎拍馬的印度人提升到關鍵的職位。其中一個名叫薩姆·阿內卡爾（Sam Anekal），是負責整合迷你實驗室各個部件的經理，曾經與伊恩·吉本斯發生過衝突。 另一個人叫青邁·潘加卡（may Pangarkar），是位生物工程師，擁有化學工程博士學位，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 另外還有臨床化學家蘇拉吉·薩克塞納（Suraj Saksena），他在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Texas A＆M）取得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博士學位。從書面材料看，上述三個人都擁有非常好的教育文憑，但他們都有兩個特點：他們都幾乎沒有行業從業經歷，加入公司之前不久才完成學業；還有，他們都有一個習慣，只說伊麗莎白和桑尼想聽到的話，不管是出於害怕，還是出於對晉陞的渴望，抑或兩者都有。
對於希拉洛斯僱用的數十名印度人而言，被炒掉的恐懼遠遠不止是害怕失去一張工資支票而已。大多數人持有的是H-1B簽證，需要依靠在公司持續就業，才能夠留在這個國家。有一個像桑尼這樣專橫的老闆把他們的命運握在手裡，彷彿就是簽了一張賣身契。事實上，桑尼有一種在老一代印度裔商人中常見的主僕關係心理。員工都是他的奴僕。他要求他們整天整夜包括周末隨時聽候使喚。他每天早晨檢查安保記錄，看他們什麼時候打卡進出。每天晚上，大約7點半左右，他會來到工程部，確認每個人是否還在工位上工作。
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員工對他的恐懼減弱，發明了各種對付他的方法，他們漸漸明白，自己對付的是一個古怪的成年兒童，智力有限，注意力持續的時間更加有限。阿耐夫·康納（Arnav Khannah）是一位從事迷你實驗室研發的年輕機械工程師，他發現了一個對付桑尼準保成功的辦法：用超過500字以上的文字回覆他的電子郵件。那通常會讓他在幾個星期內平安無事，因為桑尼沒有耐心去閱讀長篇電子郵件。另一個策略是每兩周召集他的團隊開會，邀請桑尼參加。一開始的幾次會他可能會來參加，但最終會失去興趣，或者是忘記出席。
伊麗莎白在領會工程上的概念時反應迅速，但桑尼在進行工程討論的時候常常暴露出自己的不足。為了掩飾，他有一個習慣，常常會重複從其他人那裡聽來的技術用語。在一次與阿耐夫的團隊開會時，他對「末端執行器」（end effector）一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個詞指的是機器人手臂末端上的機械爪。只不過桑尼聽到的不是「末端執行器」，他聽成了「末端因子」（endofactor）。在這次會議剩下的時間裡，他不斷地提及這個虛構的末端因子。兩個星期後的下一次會議上，阿耐夫的團隊帶來一個PPT演示，標題為「末端因子更新」。阿耐夫用投影儀將幻燈片投影在屏幕上時，他團隊的五位成員互相偷偷地交換眼神，擔心桑尼也許會發現這個惡作劇。但他連眼皮都沒動一下，會議繼續進行，波瀾不驚。他離開會議室後，他們迸發出一陣大笑。
阿耐夫和他的團隊還引誘桑尼使用含糊不清的工程術語「龜裂」（crazing）。它通常指在某種物質表面產生細小裂紋的現象，但阿耐夫和他的團隊不管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