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舒梅克（David Shoemaker）中校一直在有禮貌地聽這位信心滿滿的年輕女子說話，她坐在會議桌的頂頭，解釋她的公司想要如何運營，但聽了十五分鐘後，他無法再保持沉默。
「你們的監管結構還沒做好飛翔的準備。」他打斷了她。
伊麗莎白惱怒地盯著這位穿軍服、戴眼鏡的軍官，此人喋喋不休地列舉了很多規定，他覺得伊麗莎白剛才講的不符合這些規定。這不是她想聽到的。舒梅克和他帶領的這支軍方小代表團在2011年11月的這個上午受邀來到帕洛阿爾托，他們是來為希拉洛斯將其設備部署到阿富汗戰場的計畫送上祝福，而不是就其監管策略提出反對意見的。
此前的那個8月，伊麗莎白在舊金山的海軍陸戰隊紀念俱樂部（Marines'' Memorial Club）遇到了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 ， 把希拉洛斯的設備用到戰場上的想法由此而生。伊麗莎白即興推銷，說她創新的血液檢測方式只需要刺一下指尖，就可以幫助更快地診斷和救治受傷的士兵，這番話在這位四星上將身上獲得了認同。吉姆·「瘋狗」·馬蒂斯 極為愛護他的部下，這讓他成為美軍中最受人歡迎的指揮官。這位將軍幹勁十足，對任何可能使他的人更安全——尤其是當他們在漫長無期、傷亡慘烈的阿富汗戰爭中與塔利班作戰時——的技術都持開放態度。與伊麗莎白碰面之後，他要求中央司令部的下屬對希拉洛斯的設備開展戰地現場測試。
根據軍方規定，此類申請必須通過設在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美軍醫療部，在那裡，申請通常都會抵達舒梅克中校的辦公桌。作為受控行為和服從情況處（the Division ulated Activities and pliance）的副主管，舒梅克的工作是確保軍隊在使用醫療設備時遵守所有法律和規章。
舒梅克並非普通的軍隊官僚。他擁有微生物學的博士學位，花了很多年的時間研究用於腦膜炎和兔熱病毒的疫苗，兔熱病毒是在白尾灰兔身上發現的一種危險病毒，冷戰期間被美國和蘇聯武器化。他還是美軍中第一個在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署（FDA）完成一年研究工作的軍官，使他成為軍方FDA監管方面的常駐專家。
舒梅克身上有種溫和、謙遜的風度，笑容親切，講話的方式是那種俄亥俄式的南方慢調子，但在覺得需要的時候，他也會對人很直接。他警告伊麗莎白，希拉洛斯的策略——試圖完全繞過FDA——是絕無可能的，尤其是如果像她言之鑿鑿向他保證的那樣，在接下來的春天把她的設備推向全國範圍的話。他告訴她，那家機構絕不會允許沒有通過評估程序就讓她那樣做。
伊麗莎白引用希拉洛斯從其法律顧問那裡獲得的建議，表示強烈反對。舒梅克很快就明白，她太過防備，太倔強了，繼續爭論下去是浪費時間。很顯然，她不想聽到任何與她的觀點相抵觸的東西。他環顧會議桌，注意到她沒有帶任何法規事務的專家參加會議。他懷疑這家公司根本就沒有僱用這樣的人。如果他猜得沒錯，那是一種極為天真的運作方式。在這個國家，醫療健康是受到最嚴格監管的行業，理由非常充分：它對應的代價是病人的生命。
舒梅克告訴伊麗莎白，如果想要他開綠燈，允許她在軍人身上使用她的機器，她需要從FDA獲得書面形式的材料來支持她的立場。她的臉上表現出高度的不滿。她繼續做她的演示，但在剩下的時間裡都對舒梅克冷眼相待。
在十八年的軍隊職業生涯中，舒梅克遇到過許許多多的人，他們想當然地認為軍隊可以不用受到民事法律的監管，可以自由從事自己想要的醫學研究。儘管並不是說過去沒有發生過此類事情，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五角大樓在美軍士兵身上測試過芥子毒氣，20世紀60年代在俘虜身上試過橙劑（Agent e） ，但軍方毫無監管、隨心所欲開展實驗的時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的塞爾維亞衝突中，在向派駐巴爾幹地區的部隊提供一種試驗性的對抗蜱媒腦炎的疫苗之前，五角大樓確保先得到FDA的認可。而且只有願意接受的士兵才會得到疫苗。類似地，2003年在伊拉克，軍方與該機構密切合作，為士兵提供一種臨床試驗性的針對肉毒桿菌毒素的疫苗。那個時候，正是對薩達姆·海珊儲存了致命的生化武器的擔憂高漲之時，所提供的疫苗是由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人員開發的，但尚未獲得FDA的批准。
在這兩個例子中，軍方都向一家機構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提出諮詢，該委員會在軍隊內部對醫學研究進行監管，確保其安全地、符合道德倫理地開展研究。如果IRB認定一項擬議中的研究沒有產生明顯的風險，FDA通常允許它繼續推進，前提是它必須在經委員會審核和批准後的嚴格協議之下執行。
適用於疫苗的要求同樣也適用於醫療設備。如果希拉洛斯想在阿富汗的部隊試驗其血液檢測機器，舒梅克肯定認為它需要配備一項由IRB批准的研究協議。但既然伊麗莎白如此頑固，他又在事後收到了中央司令部的勸告，舒梅克決定引入一位此前在FDA工作的軍方律師，耶利米·凱利（Jeremiah Kelly）。他再次安排與伊麗莎白的會見，讓凱利可以直接與伊麗莎白對話，提供其他意見。他們同意安排在2011年12月9日下午3點30分，地點在希拉洛斯的律師事務所扎克曼·施佩德（Zuckerman Spaeder）位於華盛頓的辦公室內。
伊麗莎白單獨來參加會議，帶著一份只有一頁紙的文件，勾畫著舒梅克幾周前在帕洛阿爾托已經聽到她說過的同樣的監管觀點。他不得不說：她列出的結構很有創意。甚至可以說是狡猾。
這份文件解釋，希拉洛斯的設備僅僅只是遠程樣本處理單位。血液分析的真正工作是在公司位於帕洛阿爾托的實驗室進行，在那裡計算機分析設備傳輸過來的數據，並由有資質的實驗室人員複核、解釋檢測結果。因此，只有帕洛阿爾托的實驗室需要獲得許可。設備本身類似於「無聲的」傳真機，是免於監管的。
舒梅克發現還有第二個令他覺得疙疙瘩瘩、同樣難以忍受的地方：希拉洛斯堅持其設備進行的血液檢測是實驗室開發檢測，因此不在FDA的審查範圍之內。
那麼，希拉洛斯的立場就是，它在帕洛阿爾托的實驗室的一張CLIA的許可，就足以讓它在任何地方設置和使用它的設備。這是一個聰明的主意，但舒梅克並不買賬。凱利也是。希拉洛斯的設備不僅僅是無言的傳真機。它們是血液分析儀器，像所有市場上的其他分析儀器一樣，它們最終需要經過FDA的審核和批准。到那個時候，希拉洛斯需要諮詢機構審查委員會，提出一個該機構可以接受的研究協議。這樣一個過程通常需要六到九個月的時間。
伊麗莎白繼續表示不同意，無視軍方在場的律師。她的身體語言不像在帕洛阿爾托那樣富有敵意，而是更願意進行一場討論，但他們仍然陷入僵局之中。奇怪的是，扎克曼·施佩德律師事務所沒有派人陪她待在會議室里。舒梅克希望能有幾個律所的合伙人陪她一起參加，但就只有她自己在那裡。她繼續引用律所的法律建議，但律所沒有人在那裡為她作證。
會議最後以舒梅克重申他的立場結束：他需要看到來自FDA的、支持希拉洛斯所處監管地位的書面材料，才能簽發在阿富汗進行試驗的許可。伊麗莎白同意去取得這樣的證明信。她的舉動看上去煞有介事。舒梅克對此非常懷疑，不過至少現在扯清了：球是到了希拉洛斯這邊。
舒梅克此後沒有收到關於此事的更多消息。直到2012年春末，他又開始收到來自中央司令部的詢問。他不由得感到惱火。希拉洛斯不僅沒有提供他要求的證明信，而且從他和凱利12月份去華盛頓見過伊麗莎白之後，公司甚至完全無聲無息。
在取得上司同意後，他決定自己與FDA取得聯繫。2012年6月14日上午，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該機構微生物設備處的主管薩莉·霍瓦特（Sally Hojvat）。2003年，舒梅克在FDA做訪問學者期間，兩人曾經共事，而且在此前一周的一個會議上剛剛見過面。舒梅克向霍瓦特描述了希拉洛斯的情況，稱該公司的監管觀點「相當新穎」，請求FDA對其予以引導。儘管他並沒有打算讓這封電子郵件超出非正式的諮詢請求範圍，但在發送之前仍再三斟酌，自己是否可以預見到它可能引發的一系列事情。
霍瓦特將他的問詢轉發給五位同事，包括FDA的試管內診斷和放射學健康辦公室（Office of In Vitro Diagnostid Radiological Health）主任阿爾伯特·古鐵雷茲（Al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