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伊麗莎白忙著創建希拉洛斯的時候，她家的一位老熟人在遠方對她做的事情產生了興趣。此人名叫理查德·富茲（Richard Fuisz），是一名企業家兼醫療行業發明家，極為自負，而且經歷豐富。
霍姆斯一家與富茲一家相熟已經有二十年的時間。他們第一次碰到，是20世紀80年代在福克斯豪新月（Foxhall Crest）做鄰居的時候，那是華盛頓一個林木茂盛的社區，毗鄰波托馬克河（Potomac River），處於森林環繞之中，擁有雄偉的宅邸。
伊麗莎白的母親諾爾和理查德的妻子洛蘭（Lorraine）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那個時候，她們倆都是全職媽媽，在年齡相仿的時候生育孩子。洛蘭的兒子和伊麗莎白在聖帕特里克聖公會走讀學校念同一個班級，那是這個社區的一所私立小學。
諾爾和洛蘭相互串門，進進出出。她們都喜歡中國菜，孩子們上學的時候，她們經常出去吃午飯。伊麗莎白和弟弟參加富茲家孩子們的生日聚會，在富茲家的游泳池裡嬉戲。 一天晚上，富茲家停電了，理查德不在家，所以霍姆斯家接了洛蘭和她的兩個孩子賈斯汀（Justin）和傑西卡（Jessica）來過夜。
她們丈夫之間的關係沒有那麼親密。克里斯·霍姆斯得靠政府的薪水度日，而理查德·富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對於炫耀這一點並不覺得有什麼羞澀。作為一名執業醫生，他早些年賣掉了一家製作醫學培訓影片的公司，獲得5000萬美元。他開一輛保時捷和一輛法拉利。他也是一位醫療行業發明家，擁有自己的專利，從中獲取版稅。賈斯汀·富茲記得，在兩家人一起去動物園遊覽的時候，伊麗莎白的弟弟克里斯蒂安跟他說：「我爸爸認為你爸爸是個混蛋。」賈斯汀後來把這個話說給媽媽聽，洛蘭將之歸因為嫉妒。
錢確實是霍姆斯家的一個痛點。 克里斯的祖父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二世在夏威夷附近的一座小島上過著奢華享樂的生活，令他所擁有的來自弗萊施曼公司股票的財富大大縮水， 克里斯的父親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三世則在一場並不成功的石油行業投資中耗盡了剩下的財富。
不管克里斯·霍姆斯潛藏了多少的仇恨，都不能阻止諾爾·霍姆斯和洛蘭·富茲成為好朋友。甚至在霍姆斯家搬走以後（先是去了加利福尼亞，後來去德克薩斯）， 兩個女人仍保持著日常聯繫。 霍姆斯家回到華盛頓作短期停留的時候，富茲一家帶他們去高檔餐館慶祝諾爾的40歲生日。克里斯沒有為他的妻子安排派對，所以洛蘭安排了這次外出，作為彌補。
洛蘭後來去德克薩斯拜訪過諾爾幾次，她們還一起去紐約市購物和觀光。有一次她們帶著孩子一起去，在公園大道（Park Avenue）的麗晶酒店（Regency Hotel）訂了房間。那次旅行所拍的一張照片中，伊麗莎白站在母親和洛蘭之間，與她們手挽著手，在賓館門前。她身穿一件淺藍色的夏裙，頭髮上別著粉色的蝴蝶結。 在後面的旅行中，諾爾和洛蘭把孩子們留在家裡，她們則住在富茲家購買的一間公寓里，這間公寓位於中央公園西大道（tral Park West）上的特朗普國際酒店大廈（Trump Iional Hotel and Tower）。
2001年，克里斯·霍姆斯的事業遭遇難關。他離開天奈克公司，接受了休斯敦最著名的一家公司安然（Enron）的一個職位。安然的欺詐行為被曝光後，公司在那年12月破產。和其他幾千名員工一樣，他失去了工作。在此期間，他去拜訪過一次理查德·富茲，尋找就業的方向和生意上的建議。富茲此時和他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兒子創立了一家新的公司，核心是他的一項發明：一種可以在嘴裡融化的薄片，與傳統的藥丸相比，它可以更快地讓藥物進入血液循環。他和兒子喬在弗吉尼亞州大瀑布城（Great Falls）的一套辦公室經營這家公司。
喬·富茲回憶說，克里斯來的時候，看上去憔悴而憂鬱。他若有所思地說想試試諮詢業，並強調他和諾爾迫切地想回到華盛頓。理查德·富茲 剛剛在麥克萊恩市（M）環城公路郊區的富人區購買了一套房子，他提議克里斯使用他和洛蘭剛剛空出來的對街上的房子，不收租金。他們還沒考慮過要將其掛牌。克里斯張嘴無聲地說了一聲「謝謝」，但並沒有接受這個提議。
克里斯和諾爾·霍姆斯終於在四年後搬回了華盛頓，克里斯在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開始，他們與朋友一起住在大瀑布城，同時尋找一個可以住的地方。諾爾到處看房的時候，時不時給洛蘭打電話，彙報找房的情況。
有一天午餐的時候，話題轉到伊麗莎白身上，談及她在忙些什麼。諾爾驕傲地告訴洛蘭，她的女兒發明了一種手腕設備，可以分析人的血液，並且創建了一家公司來將其商業化。事實上，那個時候希拉洛斯已經從伊麗莎白最初貼薄片的想法轉向其他方向，但這樣的細微差別對於諾爾在午餐時間自豪地講的一大串事情來說，無足輕重。
洛蘭回到家中，把諾爾告訴她的事情重複給丈夫聽，覺得他作為一位醫療行業發明家，可能會有興趣。但她可能沒有想到他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理查德·富茲是一位自負而高傲的人。長期的朋友兼鄰居的女兒在他的專業領域內創建了一家公司，而他們竟然沒有尋求他的幫助，甚至都沒有找他諮詢過，這種想法深深地刺痛了他。 正如後來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所說：「霍姆斯一家如此樂意接受我們的殷勤好客（紐約的公寓、晚餐，等等），但他們竟沒有尋求我的建議，這一事實令我覺得特別不是滋味。潛台詞就是：『我會喝你的酒，但我不會在你掙來酒錢的這個領域問計於你。』」
富茲過去就對別人的輕視和怠慢耿耿於懷。對於覺得冒犯了他的人，他想要報復的程度，在他與醫院設備供應商百特國際公司（Baxter Iional）的首席執行官弗農·勞克斯（Vernon Loucks）漫長持久的爭執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現。
在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富茲去過中東很多次，那裡已經成為他的醫療電影公司Med的最大市場。回程的時候，他通常會在巴黎或倫敦待一個晚上，從那裡搭乘英國航空公司或者法國航空公司運營的協和式超音速客機回紐約。1982年，在其中的一次停留時，他在巴黎的雅典娜廣場酒店（Plaza Athéel）偶遇勞克斯。當時，百特迫切想擴張到中東。共進晚餐時，勞克斯提議以5300萬美元收購Med，富茲接受了。
富茲被要求繼續執掌百特的新分支機構三年時間，但勞克斯在收購結束後不久就解僱了他。 富茲起訴百特非法解約，聲稱勞克斯解僱他，是因為他拒絕支付220萬美元的賄賂給一家沙特公司，以便將百特從一個阿拉伯人的公司黑名單——因為與以色列人做生意——上抹掉。
雙方在1986年達成和解，百特同意向富茲支付80萬美元。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當富茲飛到百特在伊利諾伊州迪爾菲爾德（Deerfield）的總部簽署和解協議的時候，勞克斯拒絕與他握手，激怒了富茲，又將雙方推回敵對狀態。
1989年，百特被從阿拉伯人的抵制名單中移除，給了富茲一個機會進行報復。那時，他作為一名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特工，過著雙重生活。他是早些年前，在《華盛頓郵報》的分類廣告欄看到廣告之後，志願去為中央情報局服務的。
富茲為中情局所做的工作，包括在中東各地設立許多虛假公司，僱用特工人員，給他們非外交人員的身份掩護，以便在當地情報機關的監視之外從事活動。其中一家公司向與他關係特別好的敘利亞國家石油公司提供石油鑽井操作工。
富茲懷疑百特重新獲取阿拉伯國家的青睞，是通過欺詐手段，他運用自己在敘利亞的關係著手證明此事。 他派遣了一名自己招募的女性特工，從負責實施抵制的阿拉伯聯盟委員會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中獲得了一份保藏在那裡的備忘錄。該份文件顯示，百特向委員會提供了關於它最近對一家以色列工廠銷售的詳細資料，並且承諾不會在以色列進行新的投資，或是向這個國家出售新的技術。這令百特違反了美國在1977年實施的反制裁法案，該法案禁止美國公司參與任何外國制裁，或是向黑名單制定方提供任何表示與制裁合作的信息。
富茲複印了這份爆炸性的備忘錄，一份發給百特公司的董事會，另一份發給《華爾街日報》（），後者刊發了一篇相關的頭版報道。富茲並沒有讓事情就此平息。 他後來又得到了百特的法律總顧問寫給敘利亞軍方一位將領求證該備忘錄的信件，並將這些信件內容泄露出去。
這些揭發導致司法部啟動調查。 1993年3月，面臨侵犯反制裁法的嚴重指控，百特被迫認罪，支付民事和刑事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