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伊始，日本天皇向參謀總長進行了這樣的「垂詢」：
是否按預定計畫整理在華兵力？據侍從武官長說，預定六十五萬已變成七十二萬。要下決心整理，不要半途而廢。後方的準備是否完成？拿破崙入侵莫斯科敗於消耗戰和游擊戰曾有先例。日軍不會在中國陷入困境嗎？
就日軍會不會在中國陷入困境這一問題，參謀總長杉山元找到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商量如何回答天皇。商量的最終結果是：必須繼續對中國實行全面的軍事壓迫，特別是華北治安問題嚴重，要集中陸軍和航空兵在該地區作戰。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一月十六日，日軍大本營召開陸軍會議，審議《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和《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畫》，兩者的相同點是都強調了令日本軍政高層深感憂慮的「長期」二字。陸軍將領在回答內閣各部首腦關於目前戰爭形勢的質詢時，充滿含糊的狂想和遮掩的無奈：一、日本與美國發生戰爭的危險性極大，但在一九四一年內不大可能；二、如果進攻東南亞，陸軍需要五六個月的準備時間；三、如果蘇聯與日本開戰，蘇聯也要準備三四個月，但蘇聯目前沒有對付兩面戰爭的準備；四、「大東亞共榮圈」除了包括日、滿、華之外，還應該加上法屬印度支那和泰國。《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現檔案不存，其大致內容是：「使用武力解決南方問題」，「使法屬印度支那及泰國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骨幹地區」，「繼續對中國實施壓迫，力求在昭和十六年夏秋之際，以軍事、政治、謀略的綜合壓力解決中國事變」，「對北方，目前方針是保持穩定，以在滿洲和朝鮮的十四個師團，確立堅忍不拔的態勢」。 會議通過的《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畫》的要旨是：
一、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年）前，不放鬆現在對中國的壓力，在此期間應用一切辦法，特別是利用國際形勢的變化，力求解決中國事變。昭和十六年以後轉向長期持久態勢，數年後將在華兵力保持在五十萬態勢。
二、作戰以維持治安及佔據地區肅正為主要目的，不再進行大規模進攻作戰。如果需要，可以進行短時間的以切斷為目的奇襲作戰，但以不擴大佔據地區和返回原駐地為原則。
三、準備在昭和十六年夏秋時期，發揮綜合戰力，給敵人以重大壓力，力求解決事變。但考慮到歐洲戰局演變引起國際形勢的變化（調整對蘇邦交等），要充分做好進行政治和軍事調整的準備。
四、不要放鬆空中進攻作戰，繼續加大壓力。
五、在整個時期，力求加強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鎖。切斷法屬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緬甸通道，以海軍封鎖海面及以陸軍兵力封鎖海港作戰並行，加強在經濟上對中國進行壓迫。
六、要充分運用以對話壓迫為目的的政治和謀略措施。
七、政務指導以《處理中國事變綱要》為依據。特別要努力充實帝國的國力，加強國防的機動性。
八、為了適應長期作戰的方針，力求在所需的編製、制度及其他方面，進行合理化改革。
日軍大本營每年頒布「對華作戰指導計畫」時，都規定該年度為「解決中國事變」的最後期限，可直到一九四一年，龐大的日軍仍陷於中國戰場上。因此，這一次，陸軍省次長阿南惟幾在會上明確表示，他本人「對積極努力解決中國事變更加憂慮」。
一月十九日，東京參謀本部派人攜帶《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畫》飛到中國南京，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見面。西尾壽造對大本營削減在華兵力的決定耿耿於懷：什麼叫「北方要堅忍不拔」？什麼叫「長期作戰態勢」？什麼叫「適當的經濟措施」？
難道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就不需要堅忍不拔嗎？難道縮減了在華兵力還能保持長期作戰的態勢嗎？日軍在華戰鬥力的減弱難道是親日的中國武裝能彌補的嗎？單純杜絕抗戰物資流入敵區就能增加我方戰力嗎？西尾壽造的結論是此份計畫很不符合實際情況。
西尾壽造對大本營的「指導」作出如下書面回應：
一、一九四一年度的作戰，根據當前任務，大致確保現在的佔領地區。尤其在夏秋季節發揮綜合戰力，對敵施加重大壓力，特別期待在華北消滅山西南部中央軍的一戰。
二、在夏秋之際，最大限度發揮航空進攻作戰的威力。
三、在整個時期加強陸地及海上的封鎖杜絕流入、流出，特別將重點放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地。
四、政務方針根據《中國事變處理綱要》辦理。尤其在佔領地區內，建立對敵隔絕區域。
五、無論為適應中央部於一九四一年內獲得解決事變頭緒的意圖，或考慮到明年以後的國際形勢，都必須在本年內為消滅敵軍戰鬥力取得顯著成果。
西尾壽造的核心觀點是：想要結束在中國的戰事，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作戰。
急於「取得顯著成果」的情緒，已經演變為侵華日軍普遍的焦躁。焦躁源於這樣的矛盾：不能不作戰，不作戰就等於原地消耗，既不能得到日見短缺的給養，也無法掠奪國內緊缺的資源，更無法談及「給敵人以更大的壓力」從而結束戰爭。但是，又不能大規模作戰，且不說大本營要縮減在華兵力，僅就現有兵力來講，如果大規模作戰就無法鞏固佔領區，且數次作戰證明，中國軍隊一打就跑，是無法捕捉到他們的主力加以殲滅的。
西尾壽造決定，日軍今後的作戰方式應為「短距離截斷作戰」。即為節省兵力和減少消耗，不與中國軍隊遠距離大縱深作戰，而是取短促突擊的方式，「師團進入的限界於十里至十五里之間（距離敵師部的位置）」。 問題在於：迅速突擊到距離中國軍隊師部「十里至十五里」的位置，這完全是西尾壽造的一廂情願，中國軍隊接敵就撤，尤其是師部撤得更快，怎麼可能讓日軍在十里之外看見中國師部的影子呢？
根據派遣軍司令部的部署，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開始積極尋找「短距離截斷作戰」的戰機。經過了隨棗會戰、棗宜會戰之後，不知為什麼，日軍第十一軍的將領們依舊認為，他們當面中國軍隊的主力還是湯恩伯部。第十一軍佔領宜昌後，湯恩伯部曾是與日軍對峙距離最近的中國軍隊，可是，很快，日軍就找不到湯恩伯部的蹤影了。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突然傳來情報說，湯恩伯部出現在河南信陽以北約一百多公里的遂平和項城一帶。湯恩伯到河南幹什麼去了？日軍分析後認為，其移動目的不是針對日軍，而是針對共產黨武裝：
由於國共鬥爭激化，湯恩伯集團的東進意在討伐安徽省方面的新四軍。但因恐日軍切斷其退路，將不再向東面前進。其所以向平原移動，目的在於給養問題，這樣判斷較為適當。因此，他的位置暫時不會移動，而且當我攻擊時，估計很可能向西北退避。
這一判斷令日軍很是興奮。第十一軍立即擬訂出作戰設想：先向中國第五戰區的襄陽方向實施佯攻，以造成日軍大規模進攻第五戰區的假象，按照中國軍隊一戰即退的慣例，湯恩伯部必會向西北方向避退，那時候在半路上將其包圍殲滅。根據「短距離」的原則，日軍第十一軍把攻擊限度定為河南信陽東北八十公里的光州、新蔡和西平一線——他們估計湯恩伯部要跑也只能跑到這裡就會被圍住了。
憑什麼判定湯恩伯部會在設定的範圍里等著被圍殲？
豫南地區，指的是淮河平原以西、大別山和桐柏山以北、伏牛山以東的大平原，平漢鐵路縱貫其中，公路四通八達，是中國抗戰的重要戰略支撐點。
日軍佔領宜昌後，側背依舊受到中國軍隊的威脅，因此與第五戰區對峙的兵力約有步兵七個半師團、獨立騎兵一個旅團、獨立戰車三個聯隊、獨立野戰重炮兵一個聯隊，總兵力為十五萬，集中在安陽、新鄉和信陽等機場的一百餘架飛機可隨時提供作戰支援。
而位於平漢路和黃泛區一帶的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除李仙洲的第九十二軍配置在豫皖交界處的界首負責監視豫東的日軍外，其他各軍都部署在平漢路的正面。此時，中國第五戰區其他部隊的大致位置是：平漢路東側大別山地區，莫樹傑的第八十四軍的兩個師；桐柏山地區，曹福林的第五十五軍和孫渡的第五十八軍的五個師；隨棗地區，孫震的第四十一軍和陳鼎勛的第四十五軍的五個師；大洪山到襄河東岸為廖震的第四十四軍和余念慈的第六十七軍的四個師；襄河西岸向宜昌方向防禦的是池峰城的第三十軍、劉和鼎的第三十九軍和馮治安的第七十七軍的六個師。此外，在黃泛區還布防著何柱國的騎兵第二軍。 從第五戰區部隊分布上看，湯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的位置有點向東孤懸——儘管日軍判斷湯恩伯部向東去打新四軍之說沒有確實證據佐證，但就其位置來看確實有點異樣。
為圍殲湯恩伯集團，日軍第十一軍抽調了第三、第四十師團的主力以及第四師團一部參戰，位於京滬地區的第十三軍以第十七師團主力和第十五師團一部增援。參戰部隊分成三路，其兵力部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