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1938年8月~1942年6月 第二十二章 危機四伏的「—剎那」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蔣介石接到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寫來的一封親筆信:

蔣介石閣下:

聞悉過去半年多來,閣下委派的代表與板垣中將的代表於香港就日、華兩國間的問題交換意見的結果,近期閣下將與板垣中將會見。

余深信此次會談,定可奠定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

近衛文麿

昭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此時,米內光政內閣倒台,近衛文麿再次出任首相僅一個月。

一九四〇年盛夏,在戰場上經過長時間的苦戰後,戰場下又經過長時間的「謀略」後,日本人以為他們看到了結束戰事的契機。

與重慶方面展開的秘密談判,日本人制訂的代號是「桐工作」。

日軍攻佔宜昌後,除共產黨抗日武裝在敵後戰場仍在襲擾日軍之外,廣大的正面戰場呈現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沉悶,交戰雙方於對峙線兩邊保持著原本態勢。

由於日本支撐戰爭的國力日漸衰退以及用戰爭令中國屈服的目的無望,東京軍界高層內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其中一部分軍官堅持認為:指望與汪精衛的政治交易,無論如何也結束不了戰爭,要想儘快結束戰爭並保持日本的在華利益,就必須面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需以謀略對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進行誘降。——「不管你願不願意,非得和重慶談判不可。」在日軍參謀本部中,持這種觀點的軍官以天皇的弟弟、作戰課參謀秩父宮雍仁中佐為首,他曾向天皇提出「以蔣為對象即刻無條件停戰」。 秩父宮雍仁的建議得到認可後,日本方面確定,此項工作由曾任日本駐華武官、現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的今井武夫大佐以及剛從香港返回日本、出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的鈴木卓爾中佐共同負責。鈴木卓爾隨即以「語言軍官」的身份返回香港,開始了「桐工作」的前期準備。

深陷戰爭泥潭的侵華日軍高級將領在結束對華作戰的問題上同樣急迫。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都積極主張與蔣介石政權秘密接觸以謀求戰爭之外的解決方式。西尾壽造上任之伊始,就確定了「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的原則;板垣征四郎則對「汪蔣合流」極為熱衷;多田駿甚至已經為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而托關係找門路了。

鈴木卓爾回到香港,請求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從中斡旋,促成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弟弟宋子良會面。宋子良時任中國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公司總經理,常住香港。宋子良聽說此事,一開始斷然拒絕,之後又答應可以會面。於是,一場撲朔迷離的政治遊戲拉開了序幕。

參與「桐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誰也沒有見過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時抵達秘密會見地點,還帶來了重慶方面的立場:一、中國準備在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希望得到美國等第三國的調停;二、談判前實行停戰,日本方面必須保證談判成功後從中國撤軍;三、日本方面應該信任國民政府有鎮壓共產黨武裝的能力。同時,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點疑問:一、日本政府已經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現在又主動要求接觸談判如何解釋?二、一旦談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誠意恢複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態勢?三、日本方面能否給蔣介石本人寫一封信,讓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動要求和談的?

鈴木卓爾與宋子良見了三次面,他漸漸覺得眼前的這個人並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讓人從門鎖的鑰匙孔里秘密拍下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偽政府讓周佛海和陳公博等人辨認。但是,放大數倍的照片依舊清晰度不夠,兩人一會兒說可能是一會兒說不太像。板垣征四郎的態度是:「只要是同重慶進行著聯絡,即使是冒充的也沒什麼妨礙。」 ——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日軍逮捕了一名「重慶間諜」,審問時被擔任過「桐工作」現場翻譯的日軍軍官認了出來,這個人就是當年在香港與鈴木卓爾周旋的「宋子良」,其實他是重慶軍統局頭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務。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國戰場上走進死胡同的日本人,對談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實的。

與「宋子良」有了接觸後,日本方面批准正式開展「桐工作」,並闡明了下列談判條件:中國承認「滿洲國」;重慶政府放棄抗日容共政策;與汪精衛合作;日軍駐紮華北和蒙疆;華北和長江下游實行日中經濟合作;治安恢複後日軍可撤走防共協定以外的兵力;日軍在海南島建立海軍基地,等等。 「桐工作」開始進入討價還價的正式談判階段。為此,雙方都加強了陣容。日本方面的代表是:今井武夫、鈴木卓爾和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白井茂樹;重慶方面的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當然還有那位「宋子良」。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夜,雙方在香港東肥洋行舉行正式會談。會談一開始就進入了三個最為重要的議題:中國抗日問題、承認「滿洲國」問題以及共同防共問題。日方代表要求國民政府放棄抗日政策,重慶代表沒有反駁,說如果實現了和平自然就不抗日了;關於承認「滿洲國」,重慶代表沒有斷然拒絕,但要求這個問題拖延一下再說,理由是如果中國承認「滿洲國」,勢必損害國民政府的形象,會失去國際上的信任和援助,所以最好待條件允許時再談;關於「日中經濟合作」,雙方一致認可。只是,在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上,重慶代表沒有表態。

會談持續四天,雙方簽訂備忘錄,然後各自回去彙報。

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終於找到了他認為合適的門路和關係,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於是,司徒雷登專程赴重慶,向蔣介石傳達了這樣的口信:如果重慶方面有誠意,改變抗日容共政策,同意與汪精衛合作,日本就有與國民政府積極接觸的意願。蔣介石的回答頗為照顧這位著名美國人的面子:中國決心與日本打下去,除非美國出面調停;為與日本作戰到底,中國願意向美國申請貸款;至於與日本方面接觸,日本必須首先廢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且要放置「滿洲國」等問題。只有滿足了上述條件,國民政府才可能與日本談判。而與汪精衛合作,蔣介石斷然拒絕。他告訴司徒雷登,無論是日本人的談判還是美國人的調停,關於這一點想都不要想。

四月中旬,日本人等來了重慶的正式反饋:鑒於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偽政權,鑒於重慶軍政內部對談判存在相反意見,更鑒於中國共產黨「收復失地」的堅決立場,日本方面必須重新考慮承認「滿洲國」和在華駐軍等條件,不然談判難以繼續下去。

談判似乎就這麼中止了。

儘管今井武夫和鈴木卓爾返回東京作彙報時,仍舊認為事情並非完全絕望,一個月後很可能會有進展,參謀本部也同意再做一番努力,可是中國方面完全沒了動靜。

對於中國歷史來講,這是一個危險時刻。

沒有史據表明蔣介石想對日投降。原因很明顯:首先,如果中國方面迫於軍事失利而屈服,早在日軍大規模入侵華北、華中、華南時就已經屈服了,何必等到現在?其次,作為中國抗日政權的首腦,氣節姑且不論,僅從國內外輿論講,蔣介石不能也不敢這樣去做。因為他了解日本人的談判底線是什麼,而這條底線是他無論如何不可突破的,否則他將在中國歷史上無法逃脫萬年罵名。如果必須給蔣介石此刻的行為尋找依據的話,恐怕有二:首先,在反共問題上他與日本人有共同利益,至少在這一點上不謀而合;其二,用與日本接觸的方式提醒美、英,世界大戰已經開始,如果不想失去中國這個重要的亞洲戰略基地,就必須加強對中國抗戰的實質性援助,因為一旦中國屈服於日本,除了美、英等列強在亞洲的利益化為烏有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結局?

但是,歷史無法揣測,更無法假設。

事實是:一九四〇年酷夏,蔣介石確實在與日本人進行看上去頗為正兒八經的談判。在這一刻,歷史進程哪怕有一絲閃失,中國都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讓人產生巨大擔憂的緣由是:從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日起,國民黨內部始終存在著對日妥協和主張屈服的勢力。特別是汪精衛的叛國行為,導致國民黨分裂成南京與重慶兩個「中央」;即使在號稱「抗戰中心」的重慶,國民黨軍政大員的龐大群體內,對日妥協的鼓噪始終沒有停歇。

進入一九四〇年以來,歐洲不斷傳來德軍所向披靡的消息。

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後,德軍迅速北上吞併丹麥,同時向挪威發出最後通牒。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拒絕投降,英、法兩國援軍遭到德軍重創後撤退,挪威綿延兩千多公里的海岸以及重要城鎮均落入德軍之手。五月十日,德國空降兵空降阿姆斯特丹,荷蘭女王逃亡倫敦,五天後荷蘭武裝部隊總司令向德軍投降。十三日,德軍突入比利時,三天後布魯塞爾淪陷,比利時國王宣布投降。在法軍認為德軍根本無法突入的阿登地區,德軍只用了一天就突破了法軍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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