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1938年8月~1942年6月 第二十一章 對得起四萬萬同胞父老

一九四〇年元旦,蔣介石廣播訓詞:

我們中國物質文明比較落後,又適當這個艱難困苦的大時代,抗戰建國的兩大事業都要在這個時期一併完成,真是五千年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嚴重時代……古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整個國家民族興衰存亡最大關頭的今日,每一個人有一份良知良能,都要用來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祖先盡孝,大家應該如古人所說的「存心時時可死,行事步步求生」,發揮我們忠孝的偉大力量,突破這個生死關頭,以必死的決心完成民族復興的大業。把個人的全部時間精力一切智能乃至生命,無保留的貢獻給國家……「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一經有了精神,一分物質可以作十分物質使用,而且可以運用精神的力量,創造許多新的物質,自然可以把我們抗戰建國的力量無限地增強。可是大家應該反躬自省,是不是我們已經確立了三民主義一致的信仰?是不是已經實行了救國的道德?是不是已經認定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而達到全國上下絕對統一的程度?是不是已經每一個人的精神力量都能盡量提高使用,使一切的艱難睏乏都有方法來克服?是不是已經立定了捨生取義的決心與臨難無避的覺悟?……總而言之,精神總動員是關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抗戰成敗的一件大事,而這件大事的完成純然需要每個人能夠實事求是、以身作則去實踐,才能夠得到效果。現在我們勝利的基礎已經確立,問題就在我們能不能做到「確實」和「力行」兩句話……我願與國人共勉,以完成這一件大事,來紀念民國締造的艱難,來告慰創造民國的先烈,以及抗戰陣亡將士死難同胞在天之靈……

中國的國民精神是一個老問題。

蔣介石的話音剛落,中國的南北漢奸便在南京集合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經過一年多的密謀策劃,以汪精衛為首的偽國民政府在日本人的導演下在南京成立。這天清晨,滿目瘡痍的南京城內,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懸掛起汪精衛偽政權的旗幟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上掛著一條黃色三角條,上面寫著「和平反共建國」字樣,分別使用了楷書、隸書、行書和草書,看上去無論如何是世界上最為古怪的「國旗」。

為建立偽政權並「還都」南京,汪精衛可謂費盡周折。僥倖躲過軍統特務的暗殺後,汪精衛準備離開河內前往上海,大批換上西裝的日本軍人奉命一路護送。汪精衛既想與日本人合作,又想力避賣國之嫌,於是拒絕乘坐日本人準備的「北光丸」號輪船,特意租用了一條只有七百六十噸的法國小貨輪。可是,這艘法國小貨輪沒走多遠就遭到暴風雨的襲擊,最後還是被載重量五千五百噸的「北光丸」號營救。到了上海,為安全起見,汪精衛直接住進了戒備森嚴的土肥原賢二公館。這時候,汪精衛才發現,日本人只是把他視為一個與蔣介石談判的籌碼,根本沒有支持他建立偽政權的意願。

時間進入一九三九年後,日本方面終於意識到,戰爭已經轉變為他們最不想見到的長期態勢,為此不得不調整指導對華戰爭的準則,其核心內容是:現地兵團保持長期持久的自給,在所有佔領區獲取各種所需資源,利用一切機會削弱中國的抗日力量,對扶植的各地政權不予「特殊的獨立性」——「中國將來的政治形態,可採取分治合作制」。日本人並不認為汪精衛有讓中國屈服從而結束戰爭的影響力。汪精衛急切地向日本人表達他的願望: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具備兵力的「和平政府」。他告訴日本人只有這樣一個「中央政府」才能達成中國與日本的「精誠合作」。與出逃重慶前和日本人達成的協議不同的是,那時汪精衛計畫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也就是沒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成立一個與重慶國民政府抗衡的「新政府」;而眼下他準備把「和平政府」建立在日軍佔領區,亦即他的「和平政府」將是與華北、華中偽政權一模一樣的漢奸政府。汪精衛的投懷送抱,並非日本人之最想——「從實際上看,今後要樹立的中央政權,可以設想為以下兩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如統帥部期望的那樣,成功地瓦解重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重慶政府合併過來,由此成立中央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國唯一的中央政權,與之進行交涉,逐步將日本軍的地位移讓給中國軍。第二個類型是新政府沒有把重慶政府合併過來,可以預想這時新政府與重慶政府之間出現對立狀態。從而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中央政府處在日本強有力的指導下,變成一種傀儡政權,事變就得不到真正解決。萬一遇到了這樣的事態,在陸軍方面,比樹立政權更為重要的是,要有大規模持久戰的決心。」 日本人的根本初衷,還是讓堅持抗戰的國民政府或是屈服,或是垮台,或是瓦解。三年的戰爭已經證明,只要國民政府還在領導中國抗戰,只要國民政府還與中國共產黨人處於同一個抗日陣營中,日本人就必須負擔在中國戰場上的持久作戰。所以,日本人的希望是,由一個擁有強大政治實力並能影響中國軍隊將領的人組建「新政府」,這樣才足以日漸消損乃至最終擠垮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汪精衛只有親自前往日本,與日本軍政要員會晤磋商。汪精衛希望組建一個唯一的「中央政權」,為此,就須解散之前日本人在中國扶植的「已設政府」。但是日本人強硬地表明:所有日軍佔領之地,汪精衛皆不能染指。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對汪精衛說:「華北是日中兩國國防上和經濟上的特殊結合地區,蒙疆是國防上特別為防衛蘇聯的防共區域,長江下游地區是日華經濟提攜最密切地區。根據各地區的特徵,並參照日華關係緊密程度,有必要把以前臨時、維新兩政府與日本之間發生的關係,以某種組織形式保持下來。華南沿海,由於對南方國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軍的問題,但不能不考慮兩國國防上的特殊關係。」 二十天的交涉,除了面對日本人規定的種種限制,忍下日本人給予的種種屈辱外,汪精衛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收穫。

汪精衛乘船離開日本。回到中國後,又開始與華北偽政權頭目王克敏和上海偽政權頭目梁鴻志等人見面,商討組建「政府」事宜。為保存自己的勢力地盤,各偽政權頭目無不給汪精衛一張冷臉,華北的王克敏甚至公開宣布,他的「臨時政府」決不支持汪精衛的「任何冒險事業」。為表明自己才是國民黨的老資格首腦,汪精衛召集了一次「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可搜羅了半天也湊不齊三百人的代表定數,只有把周佛海等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弄來充數。「代表大會」對外宣稱「三天盛會」,實際上只浮皮潦草地開了半天。接著,汪精衛開始籌劃建立偽中央黨部,並與南北兩個業已存在的偽政權展開明爭暗鬥。——汪精衛終於明白了,必須全心全意地投靠日本人,才能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在接下來與日本方面的談判中,幾乎答應了所有喪權辱國的苛刻條件,包括「中國承認滿洲帝國」「接受日本關於軍事上必要事項的要求」「國防上必須的特定資源的開發利用」等等。對於日本人來說,終以條約的形式保障了對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侵略;對於汪精衛來說,終以賣國為前提可以組建他的「中央政府」了。汪精衛徹頭徹尾的投敵叛國,令他之前的親信陶希聖和高宗武萬分難堪。陶希聖慨嘆:「日方的條件所包含的地域,從黑龍江至海南島;包含的事物,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於西北,這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而高宗武的質疑是:「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們全都不屬於中國,中國百姓將何以安家?」 陶希聖和高宗吾叛離汪精衛而去,然後將他與日本人的密約公之於眾。

蔣介石說:「余見奸偽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身穿禮服,出現在南京原國民黨考試院大禮堂的「還都」典禮現場。宣讀《還都宣言》後,宣布他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兼任偽行政院院長。接著,其他官員分別宣誓就職:偽立法院院長陳公博,偽司法院院長溫宗堯,偽監察院院長梁鴻志,偽財政部部長周佛海,偽考試院院長王揖唐,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等等。中國的南北漢奸混雜在一起,表演了近代史上最醜陋的一幕。

即使組建成立了中國又一個「國民政府」,汪精衛依舊沒能獲得日本人的真正重視。日本人看得很明白從本質上講,同重慶政府達成全面和平為最終目標。因此,僅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並不是目標,而只是從側面推進的策略,應該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階梯而已。 於是,汪精衛只有用毫無廉恥的賣國向主子獻媚,而他的主子則藉機同樣毫無廉恥地對中國大肆攫取。汪偽政權成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與日本簽訂《基本關係條約》,條約的「所有條款都由日本單方面提出」,雖然汪日代表商談了十五次,但日本人規定「原則性條款是不可更改的」。 依據這一條約,日本將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從中國獲得廣泛權益,中國完全淪為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汪精衛甚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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