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1938年8月~1942年6月 第十八章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蔣介石頒布《為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告全國同胞書》:

今日為總理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中正謹以莊敬嚴肅之至誠,宣布實行全國國民精神總動員,所有綱領辦法乃國民公約,業已發表,全文刊登各報。總理有言:「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又曰:「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賴精神,兩者相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僅占其一。」總理盡瘁革命,身經戰陣,凡此遺教,均為躬親體驗而有徵之言,稽之革命史實,吾人最初以赤手空拳,推倒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其後誓師北伐,掃除軍閥障礙,完成國家統一,亦均賴精神制勝,乃克奠此始基。不幸革命未成,導師早逝,國難日深,外侮日亟。今抗戰進入第二期,北望燕雲,東瞻京闕,寇虜之凶鋒未戢,陵寢之瞻拜莫親,無數同胞之塗炭待救,國家民族之命脈,猶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國事業成功,猶極遼遠。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純由吾人對總理主義與遺教,服膺不力,信奉不誠,精神未能振作,意志不能集中;或雖振奮一時,而未能強毅不懈,以致敵寇朝野,竟尚有打擊吾人精神與收攬吾國人心之狂想。自侮人侮,非盡無因,以是思恥,恥可知矣。當前國運之危殆,強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為之頹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結果。今當抗戰之際,天下興亡,所系至巨,若猶不悲愧奮發,急起直追,共同努力於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發揮,總理之革命精神,集結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個共同目標之下,掃蕩萎靡腐敗之障礙,養成蓬勃奮發之朝氣,各竭其能,各盡其職,以戮力奮鬥於抗戰建國之大業,將何以自救而救國,亦何以上對民族祖先,下對後世之子孫。中正痛總理之不作,念遺教之可循,確認國民精神總動員,實為建軍建國克敵制勝之基本,循是而行,則一可當百,十可當千。切望我前方後方全體將佐士兵,全國各省市各界男女同胞,矢誠矢信,對綱領揭示各點,深切體察,一致實行,誓行國民公約,確立抗戰意志,以精神之改造,著於實際之行為,期對我總理逝世十四周年做具體之紀念,用慰總理與陣亡軍民先烈在天之靈。所以竭盡吾儕後死者盡忠報國之天職者在此,所以湔雪我中華民族被暴敵侵略蹂躪淫擄焚殺莫大之恥辱者亦在此。語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務當表裡貫徹,切勿視同尋常為要。

為什麼戰爭進行到相持階段,要進行全體國民的「精神總動員」?蔣介石在演講中開列了若干理由:一、「當前國運之危殆,強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為之頹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結果」;二、「在我們抗戰開始,不到兩三個月的時候,那時國外輿論對我國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中間有一句極其觸目驚心的評語,說是『中國不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不夠抵禦外力』」;三、「我們必須承認精神力量的偉大,超過於一切物質的力量,和一切的武力」;四、「一個國家如果因為精神的衰微,而遭受外來的侵略,已經是這一代國民無比的恥辱;如果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還不能集中我們的精神,家喻戶曉、父詔兄勉地來保衛國家,渡過當前的艱危,開闢未來的命運,那不僅是這一代國民的恥辱,簡直是一種罪惡」。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其實施辦法》特別詳盡地列舉了中國人精神上必須改造的五個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讀來依舊令人驚怵:

(甲)醉生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

生活者,精神之根本,無合理之生活,即無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於聲色貨利之醉生夢死的生活,必須加以徹底之改正,而實行新生活之信條。否則不僅個人之精神耗散,自誤誤國,必致相習成風,使整個社會頓呈亡國之現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視,與寇讎之深入,不唯有害於國家,猶且影響軍事。

(乙)奮發蓬勃之朝氣必須養成。

次於醉生夢死之生活,而為國民精神之蟊賊者,厥為消沉頹廢之風氣,此風氣之存在由於心理與生理兩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於民族自信心,與個人自強心之缺乏,不謂民族無復興之望,即視民族復興之事業於己無關,此兩種心理若不糾正,國民奮發蓬勃之朝氣,即無法養成。在生理方面,則運動、衛生、整齊、清潔,乃至早起之習慣,均須提倡與實行,然後能使國民精神充實,朝氣煥發,以擔當非常之革命事業。

(丙)苟且偷生之習性必須革除。

抗戰中有一種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現象焉,即在前方之民眾,欠缺誓死復仇之決心;而在後方之人員,多有避難就易之私圖也。前一現象,足使敵人之順民增多,而寇氛益張;後一現象,足使民族之戰士減少,戰意薄弱。究其動機,則皆由民族至上之觀念不固,苟且偷生之習性猶存。欲糾正前一現象,在於闡明春秋大義復仇主義,所謂「為國復仇雖百世可也」。使淪於失地之國民,永不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觀念。糾正後一現象,在提倡「見危授命」之風氣,表揚殉職死難之忠烈,更須嚴飭綱紀,昌明正義,使人人咸視規避職守、潛圖安全,為莫大之恥辱,而後革命精神乃能樹立。

(丁)自私自利之企圖必須打破。

只圖保全個人之生命財產,增長個人之名位與權力,而不顧民族全體之利害與存亡者,亦猶有兵權者之欲保存其實力與地盤,同一私的動機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見高於一切,私利高於一切,乃至於個人名譽地位與權力慾望之擴張與滿足,必先於一切,推衍所極,必至犧牲民族利益,破壞抗戰計畫而後已。今當抗戰劇烈,存亡呼吸之際,而猶不自覺悟,豈唯不智,實亦不仁,在國民精神總動員之目的下,此種痼習,必須排除,所當發揚輿論之權威,加以盡量之指正,務使盡祛私見,共輸肝膽,而歸於至公與至誠。

(戊)紛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

抗戰以來,全國之思想與言論,在根本上雖已形成統一,而枝葉上之紛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雜然並存,勢必導民志於分散,貽戰事以不利,故必於吾人上述國家民族至上、軍事勝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原則下,確立標準,分別糾正,俾統一之基礎獲得進一步之鞏固,尤必積極疏導,造成共同之國論,俾吾國民與青年,在認識上對國家前途懷抱同一之理想,在行動上趨赴同一之目標,既以萬眾一心而克敵制勝,亦所以造成戰後全國永久之團結,而免於紛歧與抵牾。

拯救中國國民精神的總運動,是在日軍對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重慶的狂轟濫炸下進行的。

在沒有力量擴大佔領區的情況下,日軍大本營決定利用優勢空軍力量,對中國大後方戰略目標實施大規模轟炸——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成為首選目標。或許日本人以為,把這座山城從中國的地圖上徹底抹去,就能挫敗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使其面臨崩潰。

重慶,中國西部古城,位於嘉陵江與揚子江的匯合處,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著長江水路要衝,在地理上猶如一座天然軍事城堡。日軍佔領武漢後,曾仔細研究過攻佔重慶的作戰計畫,發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陸軍無法突破大巴山和巫山山脈的險峻山路,海軍也無法突破長江三峽的兇險水道。日軍雖然被巴山所阻,但他們可以向重慶傾瀉炸彈。

日本人把轟炸重慶的軍事行動稱為「政略攻擊」。

「政略攻擊」這一軍事術語,最早出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時日軍大本營頒發了《航空部隊使用法》,其中對「政略攻擊」的概念作出如下闡釋:「政略攻擊的實施,屬於破壞要地內包括重要的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並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襲市民,給敵國國民造成極大的恐怖,挫敗其意志。」 日軍認為,他們實施的這種恐怖攻擊,可以單靠航空兵的力量,就能讓中國的戰時首都體無完膚。——造成戰爭對手精神上的陷落,比起翻山越嶺地進行地面佔領,不但划算,且是對一個民族的真正征服。

至於國際法明確規定戰爭行為不得殃及平民的條例,日本人不屑顧。在對中國重慶實施的規模空前的轟炸中,日軍以其不可理喻的瘋狂與殘忍,製造了世界空戰史中最為黑暗的一頁。

日軍佔領武漢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轟炸重慶的作戰計畫。隨後,日軍決定將陸軍的飛行戰隊、航空兵的飛行團、海軍的聯合飛行隊以及空戰隊整合在一起,以武漢和孝感為飛行基地對重慶實施轟炸:

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時,須集中兵力,投入優良的飛機,特別是要捕捉、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對中國各軍可使用特種彈(紅色彈、綠色筒、紅色筒),但使用時須盡量避開第三國人居住區域。對毒氣的使用須嚴守秘密,不留痕迹。特種彈指毒氣彈「紅筒」,「紅色彈」是砒砷聯繫的,「綠色筒」是催淚毒氣彈的荷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根據大本營的命令,日軍華中派遣軍指定陸軍第一飛行團執行轟炸重慶的作戰任務。

從漢口到重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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