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之所以成為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最具影響力的著述，重要前提是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深刻的歷史針對性。
中國的對日作戰已歷時近一年。在這段時間裡，日本侵略者以極快的速度佔領了中國的大片國土。巨大的疑問由此瀰漫在國人的心頭：中國會不會亡國？抗戰是否有勝利的希望？如果勝利的希望還沒有最後破滅，那麼，中國抗戰的正確道路是什麼？
這些疑問不僅產生於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和國土迅速淪陷的嚴酷現實，更是流行於國內的各種觀點和言論所造成的認知混亂。此時在中國，關於對日戰爭，至少有兩種觀點極其危險，有可能致中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觀點之一是「速勝論」，也稱為「高調理論」。
「速勝論」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可以在短時期內打敗日本侵略者，戰爭很快就會以中國的決戰勝利而宣告結束。
這種觀點在戰爭爆發之日就已出現。國內許多人曾經表示，日本不具備吞併中國的能力，如果日軍向華北進攻的話，其軍隊前鋒不可能越過長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滬會戰初期，當中國軍隊抗擊日軍登陸並堅守上海外圍陣地時，日軍一度舉步維艱，於是又有國人宣稱，只要中國堅持三個月，形勢一定會發生變化，國際會幹預蘇聯會出兵，中國軍隊很快就能把日軍趕下海去，甚至預言中國軍隊將乘勝追擊奪回失去的東北。「速勝論」在台兒庄戰役後達到高潮，不但認為中國軍隊的勝利是日軍崩潰的標誌，而且認為接下來的徐州會戰將是一個「准決戰」，日軍將在這樣的決戰中面臨「最後掙扎」。——如果「速勝論」為一般民眾和社會輿論所持，或許在某種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為中國決策層中的人所持，就會導致不顧一切乃至賭上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這對中國的抗戰前途將是一種危險。
首先，無論從國力和軍力上相比，中國都處於絕對的劣勢，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中國與自己的戰爭對手有著相當的差距，這種差距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造成的。戰爭除了精神質量的比拼之外，還是工業能力、科技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比拼，在這些方面，當時的中國與已進入工業強國時代的日本幾乎沒有可比性。承認劣勢需要勇氣，也是一種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為是不是自信，是魯莽和愚蠢，由此產生的樂觀是要付出代價的，也是要承擔後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戰爭以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中國舉國抗戰，軍隊拚死作戰，但是卻沒能抵抗住日軍從北向南的節節進攻，在這種情形下何以謀求中國之速勝？
其次，「速勝論」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沒有人不希望對手越魯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國繼續並固執地盲目樂觀下去，日本便可以獲得他們「速勝」的結果。因為在「速勝論」的指導下，中國將會不計後果地投入所有國力和軍力，與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決戰，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規模的決戰態勢。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將會集中所有的優勢兵力和火力，對中國軍隊實施毀滅性的殲滅，使得中國徹底地喪失抵抗能力，從而在最短的時期內將中國淪為日本的戰利品。對於武器裝備以及作戰技能均佔據優勢的日軍來講，最擔心的就是在中國戰場上尋找不到決戰契機，消耗不掉中國軍隊的主力，從而使得戰爭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觀點之二是「亡國論」，也稱為「低調理論」。
這種觀點的核心內容是：中國無法戰勝日本，如果繼續抵抗下去，結局只能是中國滅亡；而且中國的抗戰意志越堅定，亡國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於軍隊的一再退卻，城鎮的一再淪陷，從而引發一般民眾產生悲觀情緒的話，這僅僅是思緒的迷茫；但是，「亡國論」的代表人物如果來自中國決策高層，就遠不是思緒的問題了，它會導致「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
「亡國論」的代表人物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
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在他的各種演說中大肆宣稱「戰必大敗」的「亡國論」，其代表作是題為《最後關頭》的講話。其中，汪精衛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誓死抗戰的結局：「犧牲兩字是嚴酷的，我們犧牲自己，我們並且要犧牲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並且因為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迫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還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倶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 ——汪精衛的核心觀點是：中國要抵抗外來侵略，其結果只能是民族與國家「倶成灰燼」。那麼，照此推論，中國浴血抗戰的意義何在？繼《最後關頭》之後，汪精衛又發表了《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通篇以陰陽怪氣之語暗示堅持抗戰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
在國民黨高層內部，存在著一個與汪精衛觀點一致的群體，這一反對堅持抗戰、反對國共合作的群體，最終形成一個投敵求和的政治集團。
集團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學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後投靠國民黨，一九二四年被中共開除出黨。他是蔣介石一手提拔的國民黨骨幹黨員，曾任總司令部行營秘書、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周佛海給他們這一群體取名為「低調倶樂部」：
回到南京後，就和許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適當的情形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複和平的關係……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湊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裡，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去，漸漸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無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
汪精衛與周佛海不但沒有歷史淵源，而且曾經是政治對頭。周佛海加入國民黨後成為右翼，左冀領袖汪精衛諷刺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產黨來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周佛海反擊汪精衛道：「他本是國民黨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
無論如何，「低調倶樂部」成員的立場相當一致：鼓吹抗戰失敗和民族投降論，千方百計地阻止舉國抗戰，肆意攻擊共產黨，竭力破壞國共合作，積極充當對日妥協的穿線人。——在國家政府決策高層中，竟然存在著這樣一群「毫無顧忌」的「不是東西」的人，這不僅是中國政治史中的醜惡，還令苦難中的抗戰中國雪上加霜。
正是在這種巨大的歷史憂患下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
《論持久戰》依據辯證唯物史觀和歷史唯物史觀，對抗戰十個月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全面闡釋和總結。
首先，毛澤東再次強調了全國團結對於抗日戰爭的重要性：「全國黨派，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游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國家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
毛澤東認為抗戰爆發十個月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那麼，中國會滅亡嗎？毛澤東回答：「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速勝嗎？毛澤東回答：「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給出的依據是：「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這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決定了「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但是，「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這種帶有封建軍事特點的退步和野蠻的戰爭，完全「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同時，由於「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日本統治者原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其結果只能是它為解決這個困難而「發動戰爭」，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