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國共兩黨不共戴天。
成立於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國民黨，與稍晚些時候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影響巨大的兩個政黨。兩黨曾集合於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攜手並肩，同懷拯救中國於貧弱衰敗的宏闊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包括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內，兩黨成員曾於二十世紀初葉波瀾壯闊的大革命中生死與共。
但是，隨著中國革命進程的深入，兩黨在各自秉承的信仰理論、代表的社會階層的攸關利益以及在社會革命的最終目的上，出現了無法彌補的、不可調和的分歧與斷裂。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極其迅速。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集團也是五花八門，但幾乎所有的政治集團都聲稱自己代表著社會的絕大多數。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沿襲了數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農民的赤貧。中國革命乃至社會進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拯救並解放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赤貧的農民。接受馬列主義革命理論，並使之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其初期進行的革命就叫「土地革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待「泥腿子」的態度，成為國共兩黨的根本政治分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權力歸農會」，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基本政治立場。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不是中國的無產者，因此，他們認為爭取尊嚴和社會權力的無產者的暴力反抗，與土匪沒有什麼區別。於是，在歷史上的某個瞬間，中國的無產者與有產者以及各自代表他們階級訴求的政治集團，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勢必不共戴天。
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不可避免地決裂了。
決裂的後果，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講，極其殘酷。
首先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政治殺戮。國民黨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共產黨人以及接受共產黨政治理想的青年被處決的場景處處可見。接著，就是對共產黨人賴以生存的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既然已經把敵對的共產黨定性為「匪」，那麼對於「匪」的格殺勿論顯得理直氣壯和毫不留情。
面對國民黨對共產黨根據地發動的數次軍事「圍剿」，共產黨人沒有可以利用的任何國家資源與政權資源，唯一可以依靠的是這個巨大國家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者的人心——貧苦的農民們，他們手裡只有大刀、長矛這類最原始的武器，也情願為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付出他們的身家、骨肉乃至性命。當共產黨人立足的狹小根據地被攻破後，國民黨的將領們在那裡看見的是蘇維埃政府簡陋的禮堂、軍民兩用的打穀場和操場，到處寫著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能夠跟著共產黨走的青壯年都走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根據地掃蕩的原則是：「樹要過火，石要過刀」。於是，貧苦百姓的理想之國蕩然無存。
當共產黨人失去根據地被迫開始長征後，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令那條後來舉世聞名的萬里路途上的每一公里都由紅軍的生命鋪就。最終，共產黨人進入了中國貧瘠偏僻的黃土高原。由此，一個困惑開始纏繞著國民黨人：總說再有幾個月就可以把共產黨「剿滅」，但是共產黨人經歷了千難萬險的苦戰，為何就是沒有絲毫意志的屈服與潰滅的跡象？當日本對中國東北發動侵略後，又一個現實問題開始困擾著國民黨人：無論圍追堵截得多麼兇狠，共產黨卻堅定地要與國民黨聯合抗擊日本的侵略。儘管國民黨不斷「揭露」共產黨的這種聯合背後是有「陰謀」的，或者對共產黨的聯合呼籲置之不理繼續實施軍事打擊，可中國共產黨聯合全國民眾包括國民黨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鍥而不捨。這令在「安內還是攘外」中糾結不堪的國民黨人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東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
……各國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屠殺中國民眾的萬惡強盜……現在他更公開更強暴地佔領中國領土，其顯明的目的顯然是掠奪中國，壓迫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他的殖民地，同時更積極更直接地實行進攻蘇聯，企圖消滅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的祖國，世界革命的大本營……同時帝國主義強盜也非常明白，現在世界革命積極發展，中國工農革命日益高漲……這一革命浪潮的高漲，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地主資本家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外國帝國主義看著中國國民黨軍閥已經不能消滅革命，看著他在中國的走狗軍閥國民黨等已經不能隨心所欲地替他保護並擴張對華掠奪的利益，因此便直接佔領滿洲中國領土……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必須堅決一致在爭取工農革命勝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鬥爭……
中國共產黨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一致壓迫與屠殺中國革命民眾宣言》，表示國民黨完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工具」，因為他們在「逆來順受」，在「無抵抗」，在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民眾進攻」。所以，全中國的民眾必須「武裝起來」，「在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為了蘇維埃革命在中國的勝利而鬥爭」！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
……國民黨政府及其各派軍閥，他們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願真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民族革命戰爭，他們只能倚靠某一派帝國主義反對另一派帝國主義，企圖挑起世界大戰，以便帝國主義強盜在大戰中解決瓜分中國問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蘇維埃中央政府向全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眾宣言：要真正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直接與日帝國主義作戰，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礙民族革命戰爭發展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直接的毫無障礙的與日帝國主義作戰……
接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要求「在紅軍與地方武裝中實行政治的動員」，「激勵起全體紅色戰士對日宣戰的熱忱與勇氣」。要求「每一個紅色戰士都能了解：積極發展革命戰爭，消滅國民黨軍閥進攻蘇區的部隊，向外奪取中心城市，摧毀國民黨的統治，正是進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必要前提」。要求在還沒有「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紅軍的作戰任務，首先是要消滅與帝國主義勾結一致的國民黨軍隊」；而當「紅色游擊隊向外發展到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地方，則應領導民眾組織抗日義勇軍」，「實行游擊運動，直接對日作戰」。
共產黨人的宣言，鼓盪著中國不斷高漲的抗日輿論。
然而，鑒於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的現實，鑒於國民政府開始部署對日作戰的轉變，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反蔣抗日」的狹隘性，於一九三五年首次提出國共兩黨「化干戈為玉帛」。當時，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了一份《八一宣言》。指出：中國正處於「五千年古國將完全變成被征服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因此，「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儘管仍把蔣介石排除在外，還是於中國歷史的危急時刻，第一次提出了無論黨派團體各界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建議，這一建議便是日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最初藍本——曾經與國民黨不共戴天的共產黨是這樣表述的：「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名，聯合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國難當頭，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十月，中國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