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1937年7月~1938年8月 第二章 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

駐上海的美國《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決定去距上海不遠的舟山群島度過一個涼爽的周末。但是,當他搭乘名為「三北」號的中國小火輪,順著黃浦江緩慢地駛向寬闊混濁的長江入海口時,立刻感到情況有點不大對頭:這艘屬於中國輪船公司的小火輪,除了中國船長和中國水手在忙來忙去外,還有一位據說也是船長的德國人穿著嶄新的制服神氣十足地站在甲板上。並且,這艘中國輪船竟然升起了一面德國納粹卐字旗。

我們看到日軍的驅逐艦三三兩兩地停在黃浦江中,而吳淞口防波堤外,也泊著六七艘軍艦。當我們的小船從軍艦旁駛過時,艦上的日本軍官就用望遠鏡仔細地打量著我們。在這樣一條狹窄的河流中,日本海軍軍官的舉動,自然引起我們一次次的恐慌。

那位職責似乎僅僅是面向日本軍艦微笑的德國船長告訴鮑威爾:這家中國輪船公司與一家德國公司簽訂了協議,把中國輪船全部轉到德國公司的名下,理由是「中國人已經料到戰火早晚會燒到揚子江流域」,「一旦交戰,日本人不至於沒收懸掛納粹旗幟的船隻」。

上海,中國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中國近代以來最為國際化的都市。精明的上海人關於可能要打仗的判斷是有依據的。剛剛傳來北平和天津被日軍佔領的消息,緊接著,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上海便發生了日軍軍官被打死的事件: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隊長、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齋藤與藏被中國士兵擊斃於虹橋機場大門口。

所謂「虹橋事件」,流傳著五花八門的版本。上海市民聽聞的最普遍的說法是:大山勇夫和齋藤與藏駕駛著一輛汽車至虹橋,要強行通過中國衛兵的警戒線進入機場,他們不但對中國衛兵的警告置之不理,還向中國衛兵開槍射擊,導致一位名叫時景哲的中國軍隊二等兵中彈身亡。之後,中國衛兵開槍自衛,將大山勇夫和齋藤與藏當場擊斃。

是否有一名中國衛兵被打死,史料的記載存在著分歧。

史說,時任中國軍隊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科長,他這樣解釋了機場大門口為什麼會有一具中國衛兵的屍體:「這些(中國)士兵平時恨透了日本人,一見日本軍人橫衝直撞,不聽制止,就堅決自衛,開槍打死了那個軍曹。淞滬警備司令部急了,參謀長童元亮和上海市長俞鴻鈞商量,讓一個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隊服裝,把他打死在虹橋機場大門口,說是日本軍曹要強進機場大門時,先把我衛兵打死了,以便與日本人交涉。」 事件發生的當日,上海市長俞鴻鈞給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去一封密電,電報對事件經過是這樣敘述的:

今日下午五時左右,虹橋飛機場附近,有日軍官二人,乘小汽車越入我警戒線,向飛機場方向直駛,不服制止命令,反向我守兵開槍。守兵初未還擊,後該車轉入牌坊路,該處保安隊士兵聞槍聲仰視,該日軍官復開槍向之射擊,保安隊遂還擊,一時槍聲四起,該車前輪乃跌入溝內。車內一日軍官下車向田內奔走,在附近因傷倒斃。另一軍官傷斃車外。檢查身內有名片兩張,印有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字樣。我士兵亦倒斃一名。

無論事件經過到底怎樣,有一個前提是必須強調的:兩個日本軍人在中國的國土上橫衝直撞,企圖衝擊中國重要的機場設施,且無視中國衛兵的警告時被打死——且不說當前中日兩軍在中國北方已經進入交戰狀態,就是在和平時期,中國方面的處置也是正當的。

然而,中國人的正當處置,又一次成為日本人的「事端」。

日本人對在中國上海發動戰爭蓄謀已久。

上海是長江的入海口,中國華東地區的門戶。一旦佔領上海,不但能控制華東,還可以進逼南京,其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日本人十分清楚。因此,「一·二八」事變後,日軍利用《上海停戰協定》中對中國軍隊駐軍上海加以限制的條款,一直在做著戰爭準備。一九三六年八月,日軍參謀本部在擬定一九三七年《對華作戰計畫》時,已針對中國華東地區制訂出詳細的作戰計畫,這一最終目標指向中國首都南京的作戰計畫,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三個師團佔領上海及其附近地區,以兩個師團「從杭州灣登陸、從太湖南面前進」,形成「兩軍冊應向南京作戰,以實現佔領和確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帶」。 只是,出於對蘇聯介入遠東權益的高度警惕,日本擔心一旦與蘇聯發生衝突時其主力部隊如果已置於中國南方便無法迅速向北集結,因此僅在淞滬地區投入了少量的海軍。

「一·二八」淞滬停戰後,在上海,日軍建立了以北面虹口軍營為基地的核心設施,以東面楊樹浦、西面滬西為支撐的外圍據點。經過多年的經營,上海市區內的日本租界,實際上也已經成為堅固的軍事堡壘,裡面的機關、學校、商店和住宅內部,都構築了各式的軍事掩體,並隱藏著大量的武器彈藥。至盧溝橋事變前夕,日軍在上海地區擁有百餘處軍事設施,部署了約一萬五千人左右的兵力,計有步兵一個大隊、海軍特別陸戰隊以及擁有三十多艘軍艦的第三艦隊,海軍的航空隊也有百餘架飛機可隨時準備支援作戰。

在上海方向,日本海軍已是作戰心切。

日本海軍與日本陸軍在對華戰略上存在著分歧。陸軍方面出於對蘇聯的戒備,於戰爭初期向中國南方用兵時十分保守;海軍方面則堅持認為,日蘇之間暫時不會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日本軍力的投入方向完全可以向南,從南中國一直延伸到整個太平洋地區。由此,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海軍立即準備出動以支援陸軍在華北地區的作戰,同時還迅速提出了向中國南方施加軍事壓力的計畫。在求戰心切的日軍海軍將領中,以駐紮上海地區的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中將最為踴躍。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他正率隊在台灣與陸軍進行聯合演習,事變的次日,第三艦隊便停止演習返回了吳淞口外,長谷川清向東京日本海軍軍令部(司令部)提出:「華中作戰,應以必要兵力確保上海和攻佔南京」,所以,需再向中國華中地區增派五個陸軍師團。

按照日軍的一貫伎倆,發動戰爭要事先製造「事件」,所以近兩年來中日兩軍在上海摩擦不斷。一九三六年九月,日本海軍以「出雲」號戰艦三名水兵在租界內遭到狙擊為借口,出動海軍陸戰隊在全上海市布設崗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海軍在上海地區連續舉行軍事演習,派遣艦隊頻繁出入上海附近的各港口,並登陸進行軍事勘察。根據一九三二年中日簽訂的《上海停戰協定》,中國方面不能在上海駐有正規部隊,於是成立了「保安部隊」,名為「保安」,實際上仍由正規部隊的官兵組成。中國官兵對日軍的憤恨積壓甚久,只要遇有機會就會立即爆發。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上海的「保安部隊」立即做好了戰爭準備,軍官們把家眷全部送回原籍,部隊開始加緊軍事訓練,並大量準備構築街壘的原材料。就在這時,突然有人來到中國「保安部隊」的駐防地,說是需要「查門牌」,中國士兵發現來人可疑,將其扣押詢問,並讓來人把鞋脫下來——依照中國士兵的經驗,日本人的大腳趾是叉開的——來人這才承認,他們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的一名小隊長和一名士兵曹長。從這兩人身上搜出的筆記本上,記滿了中國軍隊在上海的軍事據點以及武器和兵力情況。中國士兵把這兩名日軍痛打了一頓。經過日方的反覆交涉,這兩名日軍才被釋放。但是,沒過兩天,上海香山路上又發生了類似事情,這次憤怒的中國士兵把捉到的日本軍官捆在電線杆上打了個半死,其結果導致中日雙方連續數日的激烈交涉。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訓令僑居揚子江沿岸二萬九千二百三十名日僑撤離(指示在上海的僑民於八月六日撤到日租界)。在海軍第十一陸戰隊掩護下,到八月九日完全撤到了上海」 ——應該特別注意日本政府所規定的撤僑完畢的日期:八月九日。就是這一天,日軍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齋藤與藏衝擊了上海虹橋機場的中國守軍。

在這個世界上,凡是發生的事都不是絕對偶然的。

至少在「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已經明確意識到,日軍在浙滬地區發動侵略戰爭不是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時間早與晚的問題。於是,自一九三三年起,國民政府令參謀本部派人勘察地形,部署在寧、滬、杭地區修建國防工事,並組織陸軍大學第十期學員實施戰術演慣用以研究和擬定設防計畫。為防止日軍從杭州灣和吳淞口南北兩面登陸繼而向南京推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了秘密機構,專職負責寧、滬、杭三地國防工事的設計和構築,並劃分出京滬、滬杭和南京三個作戰防禦區,在四條主要防禦線上修築以鋼筋水泥為主體的防禦工事:京滬防禦區以吳福線(吳江至福山)和錫澄線(無錫至江陰)為主陣地;滬杭防禦區以乍嘉線(乍浦經嘉興至蘇州)和海嘉線(海鹽經嘉興至吳江)為主陣地。為了便於部隊機動,還特別修築了蘇州至嘉興的鐵路。一九三六年二月,國民政府在蘇州成立了一個秘密作戰指揮機構,對外稱「中央軍官學校高級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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