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1937年7月~1938年8月 序章 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縱觀世界近現代的一百多年歷史,沒有哪個民族如同中華民族一樣,在動蕩與戰火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中,沒有哪個事件比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創傷更為慘重。

那場戰爭,中國戰史稱之為「抗日戰爭」,日本戰史稱之為「中國事變」。

日本,太平洋北部一個由四個大島和無數散碎小島組成的島國。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島國上衣衫襤褸的農夫、飢腸轆轆的武士、陰鷙貪婪的莊園主在狹窄的火山縫隙里構成了一幅貧窮混亂的社會場景。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島國上的海盜、浪人以及官員們,年復一年地乘船向西——無論是為了搶劫、偷盜還是朝貢——當他們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陸時,總是戰戰兢兢的。他們長久地把這個國土面積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饒國度稱為「天朝上國」。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塊未開發的「新大陸」。當哥倫布還沒有發現美洲、庫克船長還沒有在澳洲登陸的時候,中國已經殿宇金碧輝煌,城郭密如繁星,江河舟楫穿梭,沃野稻黍搖曳。數千年來,中國的哲人們捧讀經典洞察玄機,詩人們淺唱低吟華章如錦,農人們參悟天象耕雲播雨,武人們琴心劍膽橫刀立馬。中土廣袤,邊塞飄雪南嶺飛花;中國人口眾多,挽手為岳哈氣成雲;中國人傑地靈,豪傑輩出聖賢代代。

這樣的中國,屹立在日本人可望不可即的大海的另一邊。

然而,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長達數年的中日戰爭,卻使中國大半國土淪喪在日軍的鐵蹄之下,近兩千萬中國軍民在戰火中喪生。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舊認為,日軍對中國殘暴的戰爭行為,是值得大和民族驕傲的壯舉。

而中國人是否知曉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四百多年前,中國明朝萬曆年間,首次完成國家統一的日本莊園主豐臣秀吉,在向榮立戰功的將領們分發領地時,明確意識到日本本土狹小與貧瘠的局面必須改變。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指揮二十萬日軍跨海衝進東亞大陸。為計算並領受戰功,日軍將領和士兵用鹽和醋保存了無數朝鮮人的耳朵和鼻子——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戰死的朝鮮官兵的,另一部分是割下來的朝鮮老弱婦孺的——它們被當成戰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廣寺的西側,被稱為「鼻冢」。

毫無疑問,中國有世界上為數最多的耳朵和鼻子,還有足夠分賞的無邊無際的肥沃土地。豐臣秀吉發誓,終有一天要讓日本天皇去中國當皇帝,把中國分割成無數碎塊,成為日本將領和大臣的私屬領地:「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都,呈獻都城附近十國(州)予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 豐臣秀吉的最終目標是:

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直入大明國,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願。

這一發聲於四百年前的狂言,不僅表明地處彈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對中國懷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驚的是,在看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日本從那時起就不認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們把野蠻入侵別國國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後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裝侵略中國叫作「進入」。這個星球自有人類以來,發生過無數入侵別族或別國的行為,但是從認知邏輯上喪失「侵略」與「被侵略」這一常識判定的國家,前所未有。

十七世紀初,日本進入德川幕府掌權的江戶時代,豐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並河天民在其《開疆錄》一書中,第一次提出將「小日本」變成「大大的日本國」的擴張理念,擴張的目標直指中國:「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大大日本國也。」

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日本仍舊是「小日本」。與近代中國一樣,長達兩百多年的閉關鎖國,使得日本經濟凋零,吏治腐敗,武備廢弛。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國艦隊在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的率領下,「直入」日本江戶(東京)海岸的浦賀,美國人要求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並進行商品貿易,日本近代史稱之為「黑船事件」。無力抗衡美國軍艦的日本被迫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下田和函館兩個港口,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與中國的鴉片戰爭大致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但從別國「直入」的角度講,黑船事件無論性質和後果都無法與鴉片戰爭相比。西方列強既沒有在日本劃分勢力範圍的企圖,更沒有佔領那個大海中的島國的打算,美國人不過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當西方列強的艦炮在中國海岸轟鳴時,當中國人還在懵懵懂懂地觀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國的海灘時,數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卻舉國人心惶惶了。

日本人的危機意識與生俱來。

日本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不斷發生,狹窄的耕地面積使得糧食產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漿堆積的新生陸得幾乎沒有可供開採的礦產,而日本卻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有限土地出產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國民之增加無限,國民終多於國產,國產少於所增之國民,終難遂之所欲。」 ——無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機意識的地緣因素。

因此,當看到「天朝上國」被西方列強打敗後,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種極度焦灼的情緒,這種混雜著不解與震驚的情緒,其核心還是生存危機意識。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同樣面臨著生存危機,與近代中國的當權者和謀臣們不同,島國上的人從來沒有試圖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發生後,日本的下級武士和豪商志士開始激烈地反對封建幕府,呼籲改革,暢想由「小日本」變為「大大日本國」的宏偉藍圖,其主張與豐臣秀吉等人的擴張思想混合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極為日本式的開國方略和邏輯準則。

至今影響著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維邏輯,產生於中國大清咸豐年間,名為「補償論」。

出生於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陰,是這一論述的鼻祖。據說他十五歲就已經飽學中國儒術,十七歲提出日本必須向東亞大陸擴張的主張。近代中國的政客謀臣們,一旦國家面臨危機,他們給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議守」或「議和」。而吉田松陰給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國方略卻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擴張」。他建議從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登陸,然後橫掃整個中國。以四百多年後依然是危機導火線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作為「直入」中國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陰最早提出的:「一旦君臨滿洲朝鮮,竹島是最好的落腳點」,它是「日本將來進軍大陸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進軍」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是劫掠。

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於夷狄。但必須嚴訂章程,敦守信義,趁機養蓄國力,割取易取的朝鮮、滿洲、中國,在交易上失之於美俄的,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

「補償論」的基本含義是: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裡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把美國視為東藩,西洋作為藩土,與俄國結成兄弟唇齒之邦,略取附近之國家是第一要緊的事。」

這種邏輯違背了常理。

常理應該是:受到劫掠,弱者順從屈服,強者奮起反抗,兩者必選其一。而日本兩者都沒有選,不去劫掠者那裡討回損失,卻去劫掠別人以挽回損失。這是弱,還是強?通常的邏輯是:凡極度狂妄和偏執者,多內心極度自卑;凡對強者奴顏婢膝者,多對弱者殘忍兇狠——自卑和兇狠需要相互補償,這才是「補償論」的真諦。

當時,中國和日本都是封建國家,而日本在封建社會跨越式地產生出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代的殖民擴張思想,這在歷史發展規律上也不合乎邏輯。

日本的近代史是世界史中的特例。

為了實現「大大日本國」的宏偉目標,依照「補償法」的基本原理,在確定劫掠目標時,日本人認為最易得手的莫過於中國:「凡經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處開始。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由皇國易取之土,莫過於中國之滿洲。何也?滿洲之地,於我日本之山陰,與北陸、奧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對,總八百餘里。固知其勢易擾。騷擾也當以不備處始,西備亂妨東,東備騷擾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間,以知其虛實強弱,而後避實就虛侵它……如此黑龍江之地方悉為我有。」

日本人設計了佔領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後大舉南下佔領整個中國的軍事計畫:

軍船由此入侵渤海邊,趁其混亂,大軍攻盛京……盛京危機,清皇帝必走陝西,或不走,我大軍集結山海關,不得守固。這之間,大泊省的日向、薩摩諸軍由琉球取台灣,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寧波諸州……先頭兵直衝江南,取南京應天府……

這一計畫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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