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日新篇 後記

《千古王朝》創作談

我寫《中華五千年文化經典》叢書的時候,注意到西周三百年是我國歷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這個歷史階段對中國的文化文明曾經產生了重大影響。

輝煌燦爛的西周文化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三千年來對中國的禮樂文化、典章制度、思想道德皆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西周原是商朝的一個小邦國,為什麼能取代有六百年歷史的大商,並且守住了江山,擴大了版圖,實現了中國空前的大一統,原因就在於它有一個強有力的開國王朝,這個王朝既承受了打江山難的艱辛,也經歷了守江山更難的考驗。這個王朝鑄就了以周公為代表的一批中華英傑,他們是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等名垂千古的歷史人物。他們超人的智慧、高尚的倫理道德以及為中國早期的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都使他們成為了推動中國歷史的傑出人物,他們不朽的奮發精神及開拓中原的苦旅,使西周王朝無愧為千古王朝。

西周不但奠定了我國思想文化的基礎,而且湧現出了一批傑出的歷史人物,難怪大思想家孔子常夢周公,並惑嘆地說:「鬱郁呼文哉!吾從周。」

這樣,在我寫到歷史卷及思想卷時,將西周三百年列為了中國歷史的重點篇章之一,於是又對西周歷史文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在我決定寫歷史小說後,我又對這段時期的史料、史書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當中央發出了關於開發西部的偉大號召後,我愈發感到開發西部文化的重大意義,於是更加快了寫作的速度。

昔日是西部祖先向中原問鼎,而今卻又是中原人民向西部開發。歷史就是這樣潮起潮落、此起彼伏,但我深信有奮發開拓傳統的我國西部,必定會很快與整個中國齊步的,這便是我寫這本書的宗旨。

寫歷史小說,首先必須尊重歷史,瞎編亂造是歷史小說的大忌。本書主要人物、主要事迹都是真實的,都有史可查、有據可證。為此,我對《古本竹書紀年》《史記》《周書》《逸周書》《詩經》《尚書》等都作了認真研究,並對有關甲骨文、青銅銘文作了核實,並曾到安陽市周文王被紂王囚禁的羑里監獄進行了考察。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後,對西周歷史基本瞭然在胸,於是方敢動筆。

寫歷史小說不同於寫史書、史話,是在史料基礎上的藝術創造,所以必須遵循歷史小說的創作規律,這就是歷史小說的文學性。對此,我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寫人與寫史的關係問題。

我的看法是在寫人為主的前提下,以人帶史,寫人要對歷史人物進行典型化及藝術化的塑造,力求人物豐滿鮮活,這是一部歷史小說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為歷史是人創造的,所以必須以寫人為主,這也是我寫這部書的要求。寫西周開國王朝是我的主題,但這個王朝又是由人物組成的,所以王朝中的核心人物又是主題中的主題,而代表人物周公則又是重中之重戶所以我對這位貫穿始終的人物作了重點刻畫,尤其著重心理描寫。另外,對這些核心人物,我是把他們放在複雜的政治鬥爭及尖銳的矛盾中去表現、去展示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前途。這樣無形中人物就會鮮活起來,這就是人物的藝術化、典型化,有了這一條,小說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把握好歷史觀的問題。

具體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尚、召公五人,他們是西周王朝的核心,也是名垂千古的歷史人物。正因為有了他們五人的不朽,於是才有了王朝的千古。所以對他們的刻畫,無形中賦予了我一種使命感。應該怎樣鑄造他們的形象,我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在對他們進行肯定的前提下,盡量表現他們的高風亮節。為避免臉譜化的弊端,我力圖在史料中搜尋他們的負面,遺憾的是我沒有找到,我當然不能因此而故意給他們臉上抹黑,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加之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分析,當時正值中國封建社會早期,生產力處於青銅時代的鼎盛階段,是歷史的上升時期。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雖然是統治者,但他們正置身於歷史車輪由奴隸制末期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轉型期,他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物,因此,對他們的歌頒是符合歷史角度的。這就是歷史觀。歷史觀一旦確定,人物的褒貶也就好辦了。

第三,關於人物形象塑造問題。

小說是一個大舞台,而其中的人物又好比演員,一部戲演得好壞取決於演員。同樣,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否也取決於人物塑造,把他們塑造活了,小說才能生動。否則乾巴巴的,誰買?誰看?!

書是寫西周開國王朝,這個王朝主要是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召公組成的,所以寫好這幾個人至關重要。

這部小說的人物塑造我是下了大功夫的。為了把握他們的個性,我又對史料進行了全面、綜合的分析,從而注意到他們都各有內涵,於是準備分別表現他們的閃光之處。其中,對周文王,我重點反映他七年被囚及十年伐商準備的忍性及仁德。對此,我通過三件事刻畫他。一是他在獄中被囚禁了七年,表現了百折不撓憤發圖強的氣質。如何寫好這段逆境,我便回想到我曾到安陽市湯陰縣羑里城遺址進行考察的體驗。如今,那座監獄遺址已建成了文王廟、演易台。站在那炮筒式的、文王被囚禁而發憤圖強、推演周易的獄樓下,彷彿見到了鬚髮已白的文王正在獄窗下借著月光在演易,也似乎見到了他咬破手指蘸血在牢牆上寫下的「自強不息」四個大字……這時,我又想起了司馬遷的話:「昔西伯(姬昌)拘羑里,演《周易》……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為也。」(《史記·史太公自序》)頓時,靈感湧來,我便奮筆疾書,於是便很快寫好了這一章,突出了周文王的堅忍個性。

第二是通過周文王因為憂慮軍師缺乏而暈倒在靈台上,緊接著又寫他微服查訪尋賢良,在硒溪終於與姜尚金遇,兩人相見恨晚,充分表現了文王求賢若渴的精神,從而為周文王仁德情操的刻畫添了較濃的一筆。

第三件事是虞、芮兩國的國君為一點事爭執起來。聽說周文王仁德,附近小國如有訴訟都去找他評判,於是二人便到西岐來找文王解決。到了周國後,沒料到赫赫周文王竟是一位身著布衣,高卷著褲腳、泥腿在田的農夫時,二人驚得說不出話,再低頭看看自己一身華貴衣服,卻為一點小事爭執不休,於是羞愧至極,嘆道:

「吾所爭,周人所恥也。」於是雙雙託辭告別周文王。這樣通過兩國君的目睹,周文王的形象便凸顯了。

周武王最出彩的氣質是英勇頑強,對此,我是通過戰爭來表現的,為完成周文王的遺志——伐商滅紂,他以姜太公為軍師,以周公為相,經過牧野誓師後一舉滅了腐朽的商朝,這是真實的歷史,也是周武王最宏偉的功績。滅了商朝後,周武王正式建立了西周王朝,宣告中國從此進入西周時代。周武王屬於西周開國君主,所以要寫妤周武王就必須寫好牧野之戰。牧野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著名的正義戰爭,是光明取代黑暗,進步取代落後的戰爭。所以,既要表現戰爭的殘酷又要表現戰爭的正義。周武王是有大將膽略的伐軍主帥,寫好這場戰爭,其實也就寫好了周武王,所以對周武王的刻畫,我是以史帶人的寫實。

姜太公在《封神演義》中完全被神化了,在我的歷史小說中,則把他由神還原為人,一位傑出的、真實的人。

姜太公,是一位智者,我寫他一是通過磴溪與文王的金遇展示他的智慧,二是通過牧野之戰表現他的戰爭謀略。姜太公精通兵法及易理,他巧妙地將易理應用於戰爭中,把敵人打得一敗塗地。

由於我寫《中華五千年文化經典》時,寫到軍事卷之際,曾研究過古代兵家及兵著,寫哲學卷及易學卷時,對《周易》又作了更深入的探討,加之,我有寫《周易與中醫學》一書的功底,所以寫姜太公善用易理也就得心應手了。

姜太公在硒溪金遇周文王的這件事,在《史記》是有記載的,但也只是一句話。具體的對白、場景、心態就必須小說作者來完成。

觀他們二人,一是賢人,一是智者,如何把二位聖人相遇時對時局的分析、對國家命運的預測、朝政的治理,以及伐商策略等的交談表現得精彩,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我仔細研究了《史記·齊太公世家》。司馬遷稱他「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從而通過磕溪金遇突出了姜尚的智謀,此章成為了本書的精彩片斷。

周公,是貫穿西周王朝始終的核心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對後世極有影響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常夢周公,後世君相以效學周公為榮,足見其名望。周公是周文王的臂膀、周武王的丞相、周成王的輔弼,可謂三朝元老。在整個西周開國時期,他既是開國元勛又是守業功臣。如果沒有他的東征,西周可能毀於一旦。正是由於他的東徵才保衛了西周開國王朝,同時也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使中國的東域延伸到了東海沿岸。所以周公的主要閃光之處一是東征,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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