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辜講
有一次，孔子周遊的時候，一位學生——勇猛的仲由（子路）走散了。仲由遇到一位老人，肩上用一根棍子，挑著一籃子草。仲由問他：「您看到我的老師了嗎？」老人回頭看著他，粗暴地回答：「你從不知道勞動，說不出五穀的區別。誰是你的老師？」
說著，老人將棍子插在地上，蹲下身，除起草來。但是仲由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禮貌地等待老人。
之後，老人將仲由領回家，讓他在自己家過了一夜，殺了一隻雞，並做了粟米布丁給仲由吃。老人還將自己的兩個兒子介紹給仲由。
第二天，仲由繼續趕路，同孔子匯合，並報告了他的探險旅程。「這是一位隱士，」孔子說，然後讓仲由回去找他。但是當仲由回到原來的地方，老人已經不知去向。
當仲由再次返回，孔子說：「拒絕進入社會服務是不對的。因為假如忽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而產生的責任是錯誤的，忽視對政權及國家的責任難道是正確的嗎？從社會隱居的人只不過為了顯示自己個人動機純潔而別無其他原因，便切斷了社會基礎中最重要的關係之一。從另一方面講，聰明而高尚的人進入社會服務機構，儘力展開其所認為正確的事情。至於正確的原則無法實施，對於他來說是一目了然的。」
辜解
袁簡齋《原士論》曰：「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谷，工制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在仁義與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為，惟其將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公則不然，才僅任農工商者為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為士矣。既為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妒造誹謗，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余謂今日中國不患讀書人之不多，而患無真讀書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開學堂，普及教育，為救時之策，但不知將來何以處如此其多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慾施教育，而無人肯求學問，勢必至將來遍中國皆是教育之員，而無一有學問之人。何堪設想！
編者注
袁枚在《原士論》中說：「士人少則天下大治，為什麼呢？天下先有農工商三種人，後才有讀書人。農民種糧食，工人生產工具，商人流通貿易，此三種人，是供養讀書人的人。讀書人是不能供養其他三種人的，而且連自給自足都做不到。那麼讀書人的職責是什麼呢？追求人生價值。價值對物質產生作用效果很慢，而且它是不是符合仁義的標準，又不像糧食、工具、商品的存在，可以調查一下就知道。（既然價值觀這麼飄渺），那麼為什麼還要尊重讀書人呢？答案就是，農工商三種人，不是公卿大夫不能管理，公卿大夫不是讀書人就不能擔任。正是因為讀書人將會變為公卿大夫來治理農工商三種人，一個讀書人就可以治成千上萬人，所以讀書人必不可少，也不可多了。舜有五個賢臣，武王有十個正直的大臣，難道多嗎？讀書人一少，那麼讀書人的養成就會更容易，讀書人的俸祿會更豐厚，並且任用起來也會更得當。讀書人多就不會這樣，才能僅僅能擔任農工商職責的人成為讀書人，甚至才能還不能擔任農工商職責的人都成為讀書人，那麼他們一旦成為讀書人，也全部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而且這些不合格讀書人為公卿大夫，成功的話，尸位素餐而沒人懷疑他的能力，如果不成功，就會心生怨恨，怨恨國家不知道他的才能。上位的人看見這兩種結果，又會認為天下本就沒有合格的讀書人，會更加輕視教育，所以讀書人的處境更加艱難。真是悲傷啊！天下並不是沒有合格的讀書人，表面有學問而不是合格讀書士人一混雜，那麼有人才就和沒有讀書人一樣啊。」
我認為現在中國的弊病不是讀書的人多，而是沒有真正的讀書人。等到這幾天政府上上下下都認為應該多多開辦學堂，普及教育，把這當成解救危機的策略，但是不知道一旦普及教育後，國家又如何來安排這麼多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呢？難道還希望這些人都成為公卿大夫嗎？況且如果對所有人進行教育，但是沒有真正肯下功夫追求學問，那麼將來一定會讓中國讀書的人都是教育出來的機械，而並沒有一個真正學問人。這是多麼恐怖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