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辜講
孔子在談話中幾乎不談利益、宗教和道德。
辜解
一日，晤幕僚汪某，謂余曰：「君言皆從是非上著論，故不能聳聽。襄帥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動聽，必從利害上講，始能人。」後有人將此語傳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謂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謂余知利害，試問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謂利者安在？我所講究者乃公利，並非私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卻不可不講。」余對曰：「當日孔子罕言利，然則孔子亦講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辯難，執定公利私利之分。謂公利斷不可不講。末後余曰：「《大學》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則小人為長國家而務財用，豈非亦系言公利乎。」於是文襄默默然讓茶，余即退出。
編者注
有一天，前去拜訪同為張之洞幕僚的汪某，他對我說：「你所說的話都是從是非上出發，所以不能打動張之洞大人。張大人的為人只知道趨利避害而不知道大是大非，你想讓自己的話有效，必須從利害上分析，才能打動他。」後來有人把這句話傳到張之洞耳中，張之洞大怒，立刻把我叫過去，說：「是誰對你說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呢？假如我只知道趨利避害，試問我能開創這麼大的事業嗎？所謂利體現在哪裡呢？我所講追求的是公利，並非私利。私利當然不能追求，但是公利卻不能不追求啊。」我回答說：「從前孔子很少說利，但是孔子僅僅說的是私利的利嗎？」張之洞又多方爭辯，非要按實公利私利的分別，說公利必須得講。最後我說：「《大學》中說：『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雖然小人能夠發展國家而增長財物，豈難道指的就不是公利嗎？」於是張之洞默然不說話，我當時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