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解決金法郎案，曹錕時代僅僅為了用於救急，至於傭金損失如何，債權債務關係怎樣，都未仔細考慮。李思浩領銜的財政部則專門成立了「金法郎案研究委員會」，把有關該案的一切文卷、資料都調齊了。委員會悉心研究修訂解決大綱，對所有細節問題都進行了認真推敲。過後，解決大綱又被送交司法部逐條審查，以確定沒有違法之處。
專家們認為，雖然改用金法郎賠款之後，國家要遭受一定損失，但法國已決定將其中的部分退款退還中國，這樣一算，損失並不是太大。最重要的還是從長遠來看，中方得大於失。在曹錕時代，關稅問題因時機未至尚談不到，而臨時執政政府在成立伊始，各國外交使團就已同意中國提前召開關稅會議，只等法國批准「九國公約」。換句話說，一俟法國鬆口，中方即可提高海關附加稅，乃「虛損而收實利」。
當時正在法國考察的徐樹錚根據自己的認識，也認為解決金法郎案恰在其時，遂連續發電報給段祺瑞和李思浩，極力主張速辦。
這些都成為段祺瑞敢於頂著反對聲浪辦理懸案，並把自己與曹錕劃分開來的重要依據。
一切手續都弄好了，就剩下身為財政總長的李思浩簽署交辦了。段祺瑞連發七道手諭加以催促，但李思浩那邊一直都沒有什麼動靜，為此，段祺瑞找到李思浩，聲色俱厲地對他說：「你是怎麼回事，老把金佛郎案拖著不辦？」
李思浩回答：「執政一定了解這件事辦了以後的後果。思浩身敗名裂，乃至送掉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有不少人正找機會要為難中央、為難執政。因此，不能不再三考慮。」
段祺瑞聽了，這才稍稍收起怒容，但還是嚴肅地對李思浩說：「你我相交多年，你還沒有摸著我的脾氣？我這個人，不是那麼患得患失的。我一定要做（這件事），不要說因此丟了官、丟了地位在所不惜，就是送了性命，我也是不顧的。有我負責，你快去辦吧！」
與李思浩談過之後，段祺瑞仍不放心，他召來曾毓雋說：「你去問贊侯（李思浩的字），他對金佛郎案敢辦不敢辦。他若不敢辦，我叫別人辦或你來辦。」曾毓雋趕緊安慰道：「老總不要急，我明天和贊侯研究研究。」
第二天，曾毓雋往訪李思浩。得知來意，李思浩不禁訴起了苦：「不是我不敢辦，而是此案相當複雜，牽連面較廣，不能不周密考慮和多方聯繫。請四哥（指曾毓雋）幫我辦好嗎？」曾毓雋說：「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協助。」
直系北京政府兩次向法方表示贊同金法郎案，又兩次反悔，如今再與法方交涉，細節方面的操作就比原來更複雜，而且很容易節外生枝。李思浩了解到國民黨人李石曾和法國政府關係較深，同時也是解決金法郎案的支持者，便想請李石曾出面協助他與法國公使溝通。
李思浩和李石曾不太熟，乘此機會，他問曾毓雋能否代為聯繫。曾毓雋痛快地答應下來。
曾毓雋其實和李石曾也不熟。經過打聽，李石曾在民初時曾患傷寒，中西醫皆束手無策，後請來京城名醫陸仲安才得以妙手回春，李、陸由此來往甚密。恰好曾毓雋與陸仲安早就相識，經陸仲安介紹，曾毓雋見到李石曾，二人晤談多次，李石曾欣然同意相助。有李石曾從旁協助，李思浩迅速與法方談妥了雙方的操作細節。
對內方面，由於國會已無形解散，倒不用顧慮了，壓力主要還是來自輿論界特別是上海輿論界的反對。當時正好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來京有事相求於李思浩，李思浩就利用他在上海的關係，托其進行疏通。經虞洽卿打過招呼之後，上海輿論界的反對聲音果然減弱了不少。
1925年4月12日，中國外交部與法國公使完成簽字、換文手續，從而達成了解決金法郎案的中法協定。
雖然此案一公布，段祺瑞執政府就再次成為眾矢之的，被輿論特別是在野黨口誅筆伐，但實事求是地說，處於眾目睽睽之下的執政府對解決金法郎案還是十分慎重的，段派自段祺瑞、李思浩以下，也無一人敢於從此案中妄取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