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是一個能力極強的人，事事能把握問題重點。相反，陳毅則言過其實，志大才疏，用徐樹錚批評他的話來說，是「心思不能沉細，自覺明於萬里，其實蔽於目前」。
1919年11月10日，當徐樹錚再次找陳毅談「六十三條」時，陳毅還是吞吞吐吐，顧左右而言其他。這使得徐樹錚意識到，陳毅已經被自己製造的假象困住，走不出去了。如果這時候他撒手不管，不但撤治一事必將成為鏡中花、水中月，中國政府在外交、政治上也將面臨非常棘手的局面，後果不堪設想。
對於徐樹錚而言，撒手不管其實是最輕鬆也最安全的，不單政府那裡完全可以卸責，也不會造成與陳毅的關係緊張。可是，「聽取國家損威失重，非樹錚所忍出也」。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徐樹錚不顧政府明令，毅然決然地從陳毅手中搶過了交涉權，他同時向國務院立下軍令狀，誓言他將不用一刀一槍，在三五天之內就完成交涉。假如不能成功，甘願「息影南歸」，待陳毅辦結之日，再去負荊請罪。
11月11日，徐樹錚召集籌邊會議，對撤治事宜進行磋商。會上，針對陳毅交涉失敗的癥結所在，他提出了兩條新的交涉原則：主權原則，撤治後政權應收歸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實；策略原則，交涉對象以王公為主改為以喇嘛為主。
自抵達庫倫以來，徐樹錚一直在觀察喇嘛高層的態度。喇嘛高層共有四位顯要，徐樹錚經過接觸發現，擔任外蒙古自治政府總理兼內務總長的巴特瑪多爾濟乃掌握政府實權的核心人物。他由此認定巴特瑪多爾濟是一個必須極力爭取的突破口，「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拿定了主意，徐樹錚便主攻巴特瑪多爾濟，對其「結之以信，感之以情」，同時又對症下藥，盡量滿足對方個人的要求。
外蒙古宣布獨立後，活佛擁有王爵冊封權，結果造成了封王過多、冊封不公的弊端。在喇嘛高層的四位顯要中，巴特瑪多爾濟年紀最大、權位最重，可是其他三人都封了親王，而他偏偏只有王銜，沒有實際被封。他對此耿耿於懷，在與徐樹錚的交談中，他答應會去勸活佛撤治，同時提出希望事成之後，中央能夠冊封他為親王。
徐樹錚聽後，當即向他許諾，表示一旦撤治完成，馬上由中央加封他為親王，「王銜立可冊真，並其弟皆雙俸」。
與巴特瑪多爾濟談話的第二天清晨，徐樹錚一個人獨坐默思，考慮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答覆，應該怎麼辦。
西北軍到達庫倫後，陳毅曾向徐樹錚建議應對喇嘛一派示威。徐樹錚不同意，他認為邊事與兵事的道理相通，不外「恩威並施」四字，若一味示威炫武，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並不足取。
在徐樹錚看來，外蒙古人性格多疑，初期不能太過示威，過威則不易近，所以一定要先結之以恩，也就是採取懷柔政策。結恩之後，時間一長，可能又會被蒙人輕視，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威以折之」。徐樹錚料定，蒙古人無實力，必然因懼而就範。接著再待之以恩，以結其心。
徐樹錚精通古史，視這種恩威並施之法為當年諸葛亮七擒七縱的運用。蒙古版的「七擒七縱」看上去有些麻煩，但這是攻心為上，確保外蒙古不勾結外援，轉而聽命於俄國或日本的長遠之計。
現在「恩」已經施給了巴特瑪多爾濟，假如活佛一時勸說不了，巴特瑪多爾濟又因此產生了畏難情緒，徐樹錚就打算示「威」了——自然活佛是不能動的，但包括巴特瑪多爾濟在內的四位喇嘛高層都能動，到時可以給四人定個「不能善輔活佛」的罪名，假裝予以拘禁，以逼迫他們再對活佛施壓。
徐樹錚正在一個人想著心思，巴特瑪多爾濟忽然匆匆前來。據他說，昨晚分別後，他連夜拜見活佛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自治，並痛陳利害，為此還哭了鼻子。在他反覆勸說下，哲布尊丹巴已口頭同意撤治。
在此之前，徐樹錚已在活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籌邊使署總務廳廳長王蔭泰是徐樹錚身邊的紅人，同時還是個美少年。他和一位活躍於庫倫社交場的蒙古貴婦好上了，二人傳出了羅曼史，而這位貴婦其實是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婦，由於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很有力量。
徐樹錚得知後，就讓王蔭泰施展「美男計」，通過活佛的弟媳婦對活佛進行遊說。活佛最後能夠同意撤治，據說主要還是來自這位弟媳婦的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