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戰」開始時，大家都還押不準到底誰輸誰贏。進入1917年，當「一戰」的對立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時候，美國參戰就表明大戰已近尾聲，鹿死誰手變得非常清楚了。段祺瑞認為，要使山東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中國就必須有機會參與戰後的和會，從而與日本爭奪失去的權益。
即便不考慮山東問題，中國繼續保持中立也不明智，因為「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將成局外之人」，而中國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將提高中國之國際聲譽」。
民初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被世界列強所看不起的國家。儘管客觀地講，以彼時中國的實力，一旦宣戰，根本不可能耗費大量金錢，或者派大批軍隊到國外去作戰，當然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列強對中國的看法，可是國際地位及權利總有望得到提高，也有分享戰勝國所應享有利益的希望。
除此以外，段祺瑞還有經濟上的其他盤算。「一戰」爆發後，德國成為與銀行團其他成員對峙的力量，五國銀行團實際成了四國銀行團（英法日俄），第二筆善後借款也告吹了。倘若不是袁世凱整頓財政，加強稅收，並發行國內公債，政府差點就維持不下去了。
接下來的護國戰爭「耗費國帑甚巨」，而地方上本來應解送中央的稅款，也被各省截留。發行內債吧，舊債尚未整理完畢，續募新債自然無人搭理。
民初主要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代理國庫，但自袁世凱稱帝，兩家銀行一共僅剩下兩千萬元的現金，為維持軍政費用，只得停止匯兌，也就是說它們發行的紙幣不能再與現銀同價流通使用。加上投機商人操縱其間，紙幣價格時漲時落，老百姓受損頗巨，以至於「手持國幣不能買斗米升粟」。
可以說，段祺瑞從袁世凱手上承接的就是一個爛攤子，除了向四國銀行團續借外債，他沒有其他辦法可想，然而四國銀行團除日本外，全都在歐洲忙於戰爭，並且本身國內財政也很困難，並無能力再借款給中國。
當時有能力對華借款的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日本，一個是美國。日本當政的大隈內閣是「二十一條」的提出者，主張以強硬手段對華交涉，段祺瑞本人在「二十一條」鬧得沸沸揚揚之時，又是堅決的主戰派，他領導下的政府當然不可能主動向日本開口借錢。
美國成了唯一的選擇，在駐美公使顧維鈞的努力下，段政府分兩次向美國借了五百萬元。這件事本來是在內閣秘密討論通過的議題，可是時任內務總長的孫洪伊為了在市場上謀取厚利，卻故意向外界放風，結果此事就被銀行團給發現了。
善後借款協議之苛刻之處在於，它附加了很多額外條件，就像繩索一樣左一道右一道地把你綁起來。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中國不能與銀行團以外的國家簽訂政治性質的借款合同，美國不在四國銀行團之內，就被認為違反了協定，四國銀行團當即向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
沒法再向美國借了，而已經到手的區區五百萬元又不足以應付政府的日常開支和急需——這筆錢是1916年借到的，當年就花得差不多了。到1917年前後，中國政府的財政困難已達極點，段祺瑞及其內閣也一度到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地步。
通過與包括英美在內的協約國方面的接觸，段祺瑞得到啟示，即只要中國參戰，不僅可獲得協約國集團財政上的「援助」，還能緩付庚子賠款和提高關稅。
正是有了這些深思熟慮，在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遊說之前，段祺瑞就已決定參戰，並讓張國淦寫出提綱，以備在國務院範圍內進行討論。當芮恩施拜訪段祺瑞時，他發現這位中國總理已經在考慮與德國斷交的可能性。
需要提出的是，美國的參戰勸告針對於所有中立國，沒有強邀中國之意，提供援助的許諾也不是其政府的本意。而後，在其他重要中立國均未響應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反過來又勸告中國無須單獨與美國保持一致，並暗示芮恩施在此問題上推動過頭。
對段祺瑞而言，響應美國的參戰勸告是加入協約國陣營的一個機會，豈可放過，至於「單獨」與否，本來也不是他考慮的重點。1917年2月9日，中國向德國政府發出照會，對德國的潛艇正式提出抗議。這一行動非常果斷迅速，事前連協約國公使也未聽到風聲。同日，在給芮恩施的迴文中，段祺瑞也明確表示了打算參戰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