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共和，並不意味著民主法制精神也相應而立。當時國內影響力最大的日報——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便指出：「共和國家全賴法治，唯法律乃能生殺人，命令不能生殺人。」
張案的最大問題和漏洞，恰恰在於決定「生殺人」的不是司法官，而是大總統、副總統。參議院的質問案也將重點集中於此，聲明：「不僅為振武一人言也，為民國前途起見耳。」
8月23日，段祺瑞在參議院為張案的處理進行辯護，其辯護理由主要包括：張振武的罪狀「實有礙難宣布之處」；行刑前已「集合高等軍官討論數次」；張案涉及國家安全，只能執行「臨時辦法」。
這樣的答辯不能讓參議員們感到滿意。在他們的連番追問下，段祺瑞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認手續「有錯誤，祺瑞身當其咎」。
參議院最初以同盟會佔優勢，在擁護袁世凱的共和黨成立後，同盟會的優勢才逐漸轉為劣勢。接下來，唐紹儀內閣的垮台更使同盟會失去了在政府的立足點。為了改變這一狀況，8月25日，同盟會與一些小黨合併，組成了以同盟會為主體的國民黨，國民黨成為民初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一個政黨。
在當時的參議院內，基本處於國民黨和共和黨兩大政黨對立的局面。8月28日，部分國民黨籍參議員提出彈劾國務總理、陸軍總長案，認為「副署之國務員段祺瑞輔佐乖謬」，要求按「臨時約法」將其免職，「以彰國法，而固國本」。該彈劾案一經提出，共和黨就與國民黨發生了激烈衝突，參議院議長几乎無法維持秩序。最後由於難以形成統一意見，張案遂不了了之，段祺瑞才得以免遭彈劾和免職。
儘管參議院在張案上頗有虎頭蛇尾之嫌，但能夠讓陸軍總長在參議院接受質詢，以及差一點彈劾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民初民主法制的進步。
類似事件讓國民黨看到了自己的能量和潛力。國民黨中心人物宋教仁更是熱切希望通過組織責任內閣來架空袁世凱，奪回革命黨人失去的權力。事情也似乎正朝這個方向發展，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全國舉行第一次國會選舉，國民黨在大選中獲得勝利。在參眾兩院共870個議席中，國民黨一家就獲得392席，而包括共和黨在內的其他三個政黨總共才獲得223席。
隨著國民黨在參眾兩院俱占多數，本來對國會並不是十分在意的袁世凱開始坐不住了，特別是宋教仁所力倡的責任內閣更令他寢食難安。
責任內閣與唐紹儀內閣、趙秉鈞內閣不同，它是由國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組成的。從選舉結果來看，也就是內閣成員將主要由國民黨員組成，到時段祺瑞等袁氏嫡系人馬別說掌握不了重要部門，多半連內閣都進不了。
趁宋教仁在京養病期間，袁世凱派親信、時任國務總理趙秉鈞多次前去慰問，並帶去他的意思，即可以答應讓宋教仁擔任下一屆國務總理，但條件是必須放棄責任內閣制。
當著趙秉鈞的面，宋教仁表示國民黨及他個人都願意以在野的地位，幫助袁世凱把國家的事辦好。宋教仁的這種表態，讓袁世凱很滿意。
身體痊癒後，宋教仁準備離京南下，袁世凱又通過趙秉鈞「壯其行色」，贈送給宋教仁一張可以隨意支取現金的交通銀行存摺，宋教仁也毫不推辭地收下了。
在袁世凱、趙秉鈞看來，送存摺就是重金賄賂，宋教仁如果拒絕，事情就又懸了，但宋教仁既慨然受之，便說明已沒有任何問題。
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宋教仁到南方後即到處發表演說，聲稱國民黨必爭政權，同時照舊抨擊袁世凱，甚至設計了一個在正式總統選舉時讓黎元洪取代袁世凱的大膽計畫。
袁世凱派人一路尾隨宋教仁，早將這一切都報往北京。袁世凱大半輩子都精似鬼，臨到頭來卻喝了別人的洗腳水，不由又急又氣，多次詰問趙秉鈞：「你說宋教仁擁護中央，何反覆乃爾？」
趙秉鈞窘迫萬狀，無言以對。他忍不住向親近的一名議員訴苦道：「老弟，你說叫我怎麼辦？怎麼向項城（袁世凱是河南項城人，故也稱袁項城）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