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破了。所有人都開心地忙亂著，慶功的那天連王局都喝醉了。他領著大隊人馬往酒樓走，有同事說這樣明目張胆地穿著警服喝酒是不是影響不太好？王局脖子一梗來了句：「老子今天就要趾高氣揚地喝次酒！」
那天喝酒的時候，王局沒發現我給他倒的是酒，給其他同事倒的都是白開水。第二天發獎金，我比別人少一百，我還以為是會計弄錯了，去問才明白是王局專門交代的，那一百塊他拿去買咖啡請大家喝了。等我拿到那包雀巢我才明白，王局不是沒發現我在糊弄他，而是就想痛痛快快地醉一場。
我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那麼多死者，還包括老鄭，生命再也無法挽救回來了。曾經那麼熱鬧的辦公室，如今空蕩蕩的，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覺得經常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小芮的嬌俏，還有老鄭的爽朗。他們生命的印記都留在了這個房間，但一切已經離我遠去，包括那些他們曾經給我帶來的溫暖。我很想找個人聊聊，很想叫出國留學多年的妻子回來一趟，我覺得自己像個需要溫暖和擁抱的孩子。
天氣漸漸轉涼，我要把值班室的被子套上，莫名奇妙地從床下拿出了老鄭那床已經薄得透光的舊被子。我忽然明白，也許老鄭一直用這床舊被是有原因的：睡得太暖一是容易睡得太死，值班民警喊醒不容易；二是起來以後溫差太大自己不好適應，很容易感冒。
那晚我躺在值班室里，把老鄭用過的被子蓋在身上，感受著淡淡的煙草味道和老鄭殘留的體溫。我感到一種溫暖，但又很迷茫，一直睡不著，腦子裡總在胡思亂想。一會兒是老鄭，一會兒是小芮，一會兒又是兇手。兇手所有的檔案材料我都看了，當一切都呈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卻反而更不明白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我知道得越多，我明白得越少」。
兇手很小的時候就沒了父親，他的母親孤僻而倔強，雖然家境貧寒，仍盡一切努力來供他上學。他也很爭氣，成績優秀人也懂事。如果事情就這麼發展下去，就沒有後來的一切了。
在初中的時候，一個家境富有但性格叛逆的女孩進入了他的生活。一種朦朧而青澀的感情在兩人心中慢慢滋生，可事情沒有按預想的軌跡發展下去，女孩轉學之後，與他失去了聯絡。再見面時，少年的清純已經不見，他仍是好學生，而女孩卻成了讓大人側目頭疼的問題孩子。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女孩跟學校的老師談了戀愛，被開除了，央求他去幫忙教訓那個負心人。
趕到老師家裡，那個有家有室的男人對女孩的粗暴和污衊讓他氣憤難當，於是一磚頭拍了下去。而女孩，卻在幾個月後死在了引產的病床上，滿身血污，身邊只有他。
回到家裡，母親對於他的失望、氣憤難以掩飾，母親更恨那個女孩，那個被她稱為「不要臉」的女人。第二天，他發現母親倒在灶台前，全身早已冰涼僵硬。
我可以按照教科書講的那樣勾畫出兇手的心理軌跡：喪父——孤僻的母親——青春叛逆期——青澀的初戀——情人的死亡——母親的死亡。母親的死亡重新構建了母親行為引導的功能，讓他對所有不要臉的女人都痛恨至極，恨不得她們去死。這說明其實他很孝順，也許比我們大多數人都孝順，一個孝順的人根本不會太壞，只不過是他承受的心理打擊太大，母親出現在了他病態的幻想中罷了。捫心自問，自己和一個變態狂魔在內心深處到底有什麼不一樣？許多人回答不出這個問題吧。他有的我們都有，叛逆的青春期、青澀的初戀。有的人甚至比他更暴躁。也許我們和他最大的區別是我們沒他那麼倒霉，要是我還在青少年心理不成熟的時候接受父親、情人和母親死亡的連續打擊，我也難保自己不留下個什麼心理障礙。別說青少年時期了，就現在，老鄭和小芮與我全無血緣之親，我不也快痛慘了嗎？
我就這麼胡思亂想了一個晚上。天亮後王局找我，說要給我記功。我說不必了，這案件是老鄭破的，你就幫他上報個烈士吧。王局猶豫了起來，我知道他想起了受賄的事，擔心有人說閑話。我說：「老鄭是個爺們。」王局沒吱聲了。
也許是上帝覺得對我們太殘忍，他終於向我們展示了其仁慈的一面。那天小芮給我發了個簡訊：「浩哥，我的骨髓配體找到了，你猜是誰？老鄭的妻子。你說我該去做骨髓移植嗎？」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好消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我和她都放棄希望的時候又有了希望？而且這麼巧，配體居然是老鄭的老婆？這種事情只應該在小說中出現。但我卻顧不上懷疑了，只發了一個字：「做。」
也許是我的回答過於迅速，小芮懷疑我是否做出了慎重的考慮，抑或是她自己的內心還在掙扎，她又發了個簡訊過來：「我可能會死。」
我知道她說的是她有過敏體質，移植成功幾率很低。所謂骨髓移植是先要把小芮體內所有的骨髓細胞殺死，包括腫瘤細胞和非腫瘤細胞。一旦移植不成功小芮是沒有退路的，她自己的骨髓細胞沒有了，新移植的又活不了，她沒有任何機會，只會死於貧血、感染或者出血。
決定移植無異於破釜沉舟，而且勝利的希望極其渺茫。醫學知識告訴我們過敏體質由於過於強烈地排斥異物是骨髓移植的禁忌症，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
但我還是決定讓她做。我回答道：「你已經死過一次了，怕什麼？」
小芮還是有點猶豫，她回答道：「不知道會不會對老鄭妻子的身體不好？我有些不好意思呢。」
極善良的女子。自己生死之際還擔心有沒有給別人帶來傷害。我心中一動，簡單回答道：「不會。你懂的。」
我知道她會明白我的意思。現在骨髓移植提取供體骨髓的技術已經很成熟了，以前還要在供體骨頭上鑽一個小洞來吸取骨髓，那無疑令人感到恐懼和痛苦。但現在卻沒必要，只要抽一點血，不會比獻血所需的劑量更多，而且醫院只提取有用的細胞，把抽出來的血液中99%對骨髓移植無用卻對提供者有用的東西又還給他。
所以說現在的骨髓移植已經沒什麼痛苦了，對供體身體的影響也很小，比一次獻血還要小得多。
小芮這次沒有多考慮，很快回我道：「我聽你的。」
我心裡有股淡淡的暖流在涌動，卻不是小芮終於有了希望，這個希望太渺茫，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個陷阱而不是希望，我感到溫暖是因為我和小芮心靈相通。
我決定在她最需要的時候，不去守候在她的身邊。小芮需要的不是一個醫生或者護理人員，她需要的是一個堅強無比的心理支撐，這隻有我才能做到，我不希望現場的任何緊急狀況影響了我的理性和堅強。
決定既然已下，我要做的第一步是逼她在骨髓移植前多吃一點，手術一旦開始要用超大劑量的化療和放療殺死她所有的骨髓細胞，到那時她根本吃不下任何東西。於是我不厭其煩，無時無刻不在逼她吃東西。我把她原來的一天三餐變成了四餐甚至五餐。她這次真的很聽話，化療、放療開始之前她的體重居然增加了三公斤。
對一個正常人而言幾公斤的增重無足輕重，但對我和小芮來說，這是個重要的勝利。
由於早在心裡把各種可能預演了1000遍，當大劑量化療、放療開始後，她嘔吐得不亦樂乎甚至連血都嘔出來時，我沒有任何憐惜。我只是在半小時後冷冷地問她嘔完了沒有，嘔完了你可以開始吃了。當實習生告訴我小芮真的和那碗皮蛋瘦肉粥搏鬥了3個小時後，我感到的不是酸楚而是開心，無論如何她最終還是吃進了一點兒。
有一天實習生偷偷告訴我小芮哭了，因為放療的緣故她最後幾根頭髮也掉完了。我告訴小芮：買個帽子戴上，我保證你重新長出頭髮來之前不會來看你。這是小芮生病以來第一次偷偷流淚，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這頭秀髮對她到底有多重要。
我利用這一點，刺激小芮說，現在她唯一的機會就是努力好起來，等她好起來就不需要放療了，頭髮就可以長起來，否則她到死了還是一個禿頭。
小芮還是不肯善罷甘休，絮絮叨叨地責怪起醫生來。她說早就告訴醫生不能用這麼大放射劑量，這麼大的劑量頭髮根本不可能留得下來。
我沒心沒肝地替醫生辯解起來：像小芮這種腫瘤細胞已經發生轉移的情況做骨髓移植已經很勉強了，不做大劑量的放療，就算病情一時有所好轉，轉移灶裡面的惡性細胞還是會捲土重來的，到那時再做骨髓移植還有什麼意義？
這樣的解釋讓小芮無言以對，不過她還是氣哼哼地告訴我她準備讓實習生偷偷放一支利尿劑在郝醫生的杯子里好好整一下他。我又好氣又好笑地問為什麼。小芮給了我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答案：郝醫生今天早上查房的時候發現她頭髮掉完後不懷好意地笑了，還摸著她的光頭說：「油光可鑒！」
我終於大笑起來。於是，我也不懷好意地陪小芮喋喋不休了一上午討論如何去完善她的作案細節，並且和她一起欣賞了作案結果。但令我們鬱悶的是郝醫生居然對利尿劑一點也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