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首相雖然相當憤世嫉俗，但也意識到需要維持國內外的和平以幫助英格蘭康復。由於面臨來自歐洲大陸的威脅，而且國內對從國外空降的國王的不滿也在不斷升級，因此，恢複和鞏固聯合王國就成了必然之舉。沃波爾毫不猶豫地選擇維持已經相當腐敗的政府——這種做法起碼比使用軍事暴力強，所以他仍然能夠在二十年里屹立不倒。喬治一世於1727年死後，他的兒子登基，是為喬治二世。沃波爾又從喬治二世高度依賴的王后卡羅琳那裡得到了可靠支持。
雖然有大臣反對——被允許回國的博林布魯克也提出反對，但沃波爾還是努力地促使徵收特許權稅的法令獲得通過；沃波爾還英明地讓英格蘭置身於歐洲大陸的紛爭之外，並為他提前預見到的未來更大規模的爭鬥積蓄財力和人力。不過，當卡羅琳王后於1737年去世後，沃波爾的地位還是被大大削弱了。而國王與其兒子威爾士親王也彼此交惡並爆發了公開爭吵，威爾士親王甚至還組織了一個宮廷黨來反對其父親。甚至是王后都這樣評論其兒子：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最大的騙子、最大的暴民、最大的畜生，我是多麼希望他能夠有所改變啊」。不幸的是，他並沒有改變。而他的敵對，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沃波爾的地位與權力。
此外，兩年後也即1739年，英格蘭突然興起了反對西班牙的狂熱思想，並堅持發動了所謂的「詹金斯的耳朵之戰」。這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一個名為詹金斯的船員說他的耳朵被西班牙的海關官員割掉了。不過，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還是貿易衝突和民族仇恨。沃波爾此時仍然反對開戰。他本可以辭職不幹，回家安享晚年，並將國民對這次短暫且相當不體面的戰爭的憎惡留給繼任者，但他還是選擇了留任。後來，他在選舉呈請中沒有得到議會的信任，於1742年初卸任，並受封牛津伯爵頭銜，進入上議院。在幫助不列顛渡過其危險的轉型時期，沃波爾可謂盡心竭力且成效顯著；但他的年齡和性格也使得他不能夠勝任重建帝國的使命。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不列顛以後之所以能夠獲得重大成功，又要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沃波爾那些和平、保守的政策。
與其他很多政治家一樣，沃波爾也是只適合國家和政治生活的某個階段，而不能夠適合另一個階段。在他主政的那段和平歲月里，英格蘭得以有機會重新適應改變了的環境，相當不受歡迎的漢諾威王室的王位也變得牢固。所有這些都可能是另外一個更有才華但更不安分的領袖所不能帶來的。
與當時的許多來自上層社會的人一樣，沃波爾也相當不喜歡「狂熱」。不過，在當時流行於世的沉著冷靜之下是他對工作的熱愛——不管是精神上還是情感上。法國的伏爾泰，以及英格蘭的伯克利、巴特勒和休姆，都對宗教持懷疑態度。人們對基督教的熱情逐漸被自然神論的理智主義所取代，長老會也迅速被上帝一位論所取代。不過，這也只是部分景象。自1735年開始的宗教復興，不僅在威爾士——以再度覺醒的宗教狂熱為其民族思想、生活和精神真正復興的標誌——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產生了深厚影響。
我們還不得不提到重要的循道衛理運動在英格蘭的強勢興起。
這次運動由約翰·衛斯理和查爾斯·衛斯理兄弟領導，它渴望提振工人階級和窮人那懈怠的宗教情感——而這基本上是被教會所忽略的。這兩兄弟孜孜不倦地巡迴露天佈道，他們對英格蘭人生活的影響大到無法估量。他們往全國各地派遣非神職佈道者，他們創辦了學校、傳教團和慈善事業，並讓民眾相信在死之前能夠得到上帝的寬恕。與老威廉·皮特一樣，他們也同樣算是新英格蘭的創始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精神生活發展的一個結果，英格蘭人居然開始做慈善了。在這個通常被認為是極其唯利是圖、物慾橫流的時期，英格蘭在美洲大陸上創建了第十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殖民地。這最後一個殖民地與其他殖民地都不一樣，它的創建不是出於貿易或是宗教目的，而純粹是慈善目的。詹姆斯·奧格爾索普將軍相當關注當時犯人（尤其是負債人）的監獄生活的惡劣條件，為了給這些不幸的人予重新開始生活的機會，他爭取到了一個開拓殖民地的特許狀，並於1733年創立了喬治亞殖民地。雖然奧格爾索普的禁酒和禁奴政策都不成功，二十年後其殖民地也被國王接管，但他的這種高貴行為無疑是18世紀早期的豐碑，這也是那個時代所匱乏的一點。
沃波爾下台之後，沒有哪個大臣具有足夠的力量來替代他。
新大臣卡特里特勛爵和紐卡斯爾公爵 都不能算是有才華的政治家，而且他們還彼此忌恨，都不願意對方當首相。與此同時，歐洲大陸爆發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雖然起初喬治二世是作為漢諾威的選帝侯而非作為英格蘭的國王而捲入戰爭的，但法國還是於1744年向英格蘭宣戰，並派遣年輕的王位覬覦者率軍入侵英格蘭。
在一定程度上多虧經常幫助保護英格蘭海岸的風暴，法國的入侵可說是徹底失敗了。但在第二年，年輕的王子查理·愛德華在蘇格 蘭的西部高地登陸，史稱「擁護詹姆斯二世的叛亂」也就由此開始。
查理·愛德華帶著一小批軍隊向愛丁堡進發。他在愛丁堡受到了歡迎，他還在9月21日於普雷斯頓窪地擊敗了英格蘭軍隊。這個王位覬覦者隨後帶著六千人越過邊界，期望英格蘭人也能夠起義幫助他。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英格蘭人對斯圖亞特家族已經毫無感情。不過，倫敦還是因此爆發了金融恐慌。查理不得不再次撤回蘇格蘭，而坎伯蘭公爵率領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大軍隨後追擊。
1746年的4月，坎伯蘭公爵在卡洛登沼澤打敗了叛軍。但他施加的毫無必要且血腥的報復，使得他被人們冠以「屠夫」的稱號。
失敗已經無可挽回的查理在高地遊盪了好幾個月，這個逃亡者也因此變得焦慮不安。最後，他還是逃到法國，並一直活到1788年；而他那已經成為紅衣主教的弟弟亨利則一直活到了1807年，但斯圖亞特家族再也沒有嘗試奪回英格蘭王位。而隨著亨利的去世，斯圖亞特家族的男性血脈也隨之斷絕。不過，我們還需要指出一點，查理一世女兒的那支血脈還是有在世子孫的。
對於英格蘭人來說，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的軍事行動既不漂亮也不重要。由佩勒姆兄弟控制的新內閣根本無能為力，他們只是在戰爭結束之前強迫國王頂著王室的強烈反對而接納了年輕的皮特為內閣成員。雖然英格蘭控制了海洋交通，但他們幾乎完全沒有動用海軍，而只是把錢毫無節制地浪費在並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陸地戰爭上。此時，在海洋的彼岸也正發生著最令人感興趣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