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8月，新國王喬治一世順利登基。他對英格蘭憲政發展的影響，與其說是來自其所擁有的品質，倒不如說是來自其所欠缺的東西。喬治一世毫無節制地沉湎於享樂，他薄情寡義、貪得無厭，絲毫沒有平衡能力，只會在其小小的德意志領地里表現出嚴肅。他對英格蘭這個國家及其政府也沒什麼認識。而之所以挑選他當國王，完全是因為只有選擇他才能滿足英格蘭人的渴望，因為議會規定君主必須信奉新教，而且要盡量杜絕未來的繼承糾紛。喬治一世的妻子，由於被懷疑與他人通姦，被他下令終身監禁，於是他也就沒有帶王后入主英格蘭。取而代之的是兩個毫不吸引人的德意志情婦，一個太瘦一個太胖，倫敦人風趣地稱她們為「五月柱」和「大象」。
喬治一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他不會說英語。開始時，喬治一世還總是參與樞密院的會議，但在練習了一段時間後，他還是無法讓大臣們聽懂他那蹩腳的拉丁語，最後只好放棄。而隨著喬治的放棄，首相的權力和威望都大大提升，而國王的很多重要權力也隨之轉移到內閣手中，並最終由下議院控制。現代形式的內閣政府也就由此快速形成——儘管1760年繼位的喬治三世試圖奪回其前輩所失去的特權。
把漢諾威家族帶到英格蘭的是輝格黨人，而之前佔據領導地位的托利黨人則和詹姆斯二世黨人勾結並陰謀造反。新國王也很自然地讓輝格黨人組成樞密院，並驅逐所有托利黨人。從此時開始，輝格黨長時間佔據支配地位。不過，總體來說，輝格黨還不如托利黨受歡迎，尤其是考慮到國王自己就不受歡迎，也無法贏得國民的喜愛或尊敬。因此，輝格黨在與其對手競爭時格外小心謹慎。輝格黨採取的第一個舉措就是控告托利黨人牛津勛爵、博林布魯克和奧蒙德。其中後兩個政治家逃到法國，並被判以叛國罪；而牛津勛爵則在倫敦塔關了兩年後被釋放。不過，輝格黨人過於粗暴地使用其手中的權力，也加劇了詹姆斯二世黨人的反感與反抗，並最終導致嚴重後果。
輝格黨人的另一個舉動就顯得英明許多。正如我們在前幾章所提到的那樣，很長時間以來，藉助於治安法官和不領薪的鄉紳的努力，倫敦的中央權力一直有下放到地方的趨勢。與由中央政府付薪並實施控制的科層制相比，治安法官和鄉紳可以說是開創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機制。絕大部分鄉紳都是托利黨人，而擔心引起不滿的輝格黨也不敢用本黨成員來替代那麼多地方的鄉紳。這樣，雖然「輝格黨寡頭政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能夠有效地統治這個國家，但鄉村卻很大程度上依然在托利黨的控制之下。這也相當有效地降低了輝格黨寡頭政治走向集權的可能性。
在1715年和1716年，英格蘭的很多托利黨人和蘇格蘭的詹姆斯二世黨人勾結，謀劃發動叛亂；1716年1月，覬覦王位的斯圖亞特人在蘇格蘭海岸登陸。不過，這個王位覬覦者及其叛軍指揮都過於無能，因而不得不返回法國；不僅如此，這個毫無進取心的王子甚至還給忠誠的蘇格蘭人留下了極壞的印象。儘管如此，輝格黨還是不敢直面即將在1718年舉行的大選。為了繼續佔有現在的職位，他們通過了《七年法》，將每屆議會的任期延長到七年，因而獲得了四年的延期。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憲法規定。
不過，國王也並沒有行使其否決權還簽署了法案。國王的否決權也就從此永遠地從英國的政體中消失了。
部分是由於個人的嫉妒和野心，部分是由於對歐洲大陸的外交政策及國內政策存在分歧，輝格黨的領袖們在一段時間裡出現了分裂。不久將長期主政的沃波爾，不得不接受了比其預期低得多的一個職位。大戰之後的這段和平時期，與往常一樣，也開創了一個投機倒把盛行的時代。人們對於任何能夠想到的生意都採用股份公司的形式，而公司的股價也能夠在股票市場上漫天飛漲。
這與1929年的美國極其相似。尤其是南海公司的股票，從一百英鎊升到了一千英鎊。而當股票崩盤的時候，數以千計的人們都因此破產。這激起了人們對內閣的強烈憤怒，一名內閣成員也因而被關入倫敦塔，有一人自殺，還有兩人死於意外。這次危機無疑是相當嚴重的。沃波爾也因此被起用，以為政府和國家解困，因為他是少數幾個之前警示過股市即將崩盤的人。他也從此開始了持續二十一年的執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