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和鄉村的差異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正如我們時不時會提到的那樣，倫敦很久以來就一直在發展，並成長為這個王國的大都市。不過在喬治一世時期，我們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城鎮」。城鎮里居住著各個社會階層，有著形形色色的生活。這種城鎮生活深深地吸引著塞繆爾·約翰遜，以及下個世紀的蘭姆和無數其他人。此時，城市本身迅速呈現出現代特徵。大地主們通常會在廣場附近置業並出租，由此形成很多以姓氏命名的廣場，像卡文迪什、漢諾威、格羅夫納、伯克利。這些廣場時至今日仍然相當出名，不過已經開始轉變為新型居住區。
肯辛頓公園及其圓池就建於那個時期，而且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受到孩子們的喜愛。書店、咖啡屋和酒館——如約翰遜與其朋友們經常光顧的「邁塔」（Mitre）酒館——的數量迅速增加，並成為社會、文化和政治謠言的傳播中心。雖然更加現代的俱樂部也開始風行，但主要還是分布在皮卡迪利大街和蓓爾美爾大街。
城鎮顯然大不同於鄉村，但其內部也充滿著各種差異。上流社會的人們生活奢華、戴假髮、衣著浮誇、濫賭，並時常引領社交禮儀。中產階級則通常嚴格要求自己且不從國教。此外還有居住在骯髒住房裡的窮人們——他們為賀加斯（Hogarth）的繪畫作品提供了諸多素材。
無論在交通嚴重堵塞的繁忙街道上，還是在更加奢華的公園裡，例如聖詹姆斯公園，都可以看到各個階級的成員摩肩接踵。
不過，倫敦的民眾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和善的，雖然他們會對那些穿著奢侈的人尤其是外國人報以冷笑。很顯然，各個階級彼此和諧相處的能力至今仍然可以說是英格蘭人的特殊才能。雖然階級的差異非常分明，但是由於他們已經接受了其中的很多方面，因此上層社會和底層民眾間的關係還是比較和諧的。而在下個世紀，之前在歐洲大陸某種程度上被完全接受的階級差異，最終被法國革命的階級戰爭所破壞後，英格蘭各階級間的相處也變得艱難了。
除了一直是城鎮的倫敦外，還出現了許多時髦的海濱城市和溫泉療養地，例如巴斯——博·布魯梅爾（Beau Brummell）曾經統治過這座城市並大大提升了這座城市的格調——哈羅蓋特（Harrogate）、切爾滕納姆（Cheltenham）、坦布里奇韋爾斯（TunbridgeWells）、布賴頓（Brighton）、斯卡伯勒（Scarbh）等。得益於道路交通的改善（許多公路都要徵收過路費），時尚和旅行開始風行整個不列顛。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18世紀的典型生活。不過，那時還存在與此格格不入的舊式鄉村生活，這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鄉村生活。當時的鄉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鄉紳、治安法官、望族和權貴們所掌控。
農業生活、鄉村和小鎮的生活已經相當繁榮和舒適，而且暫時還沒有受到工業的衝擊，而鄉村社區也仍然能夠自給自足。阿瑟·揚等人從事農業研究和改進工作，而羅伯特·貝克韋爾（RobertBakewell）則改進了牛的品種，其他人也在不同方向上不懈努力。
之前我們提過17世紀的牛體型較小，而在這個世紀里我們可以看到著名的「達勒姆牛」（Durham Ox）這個新品種。這種牛可以重達三千八百磅，比如今普通的肉牛還要重大約一千二百磅。
道路交通的改善、城鎮生活的興起及其他原因，共同促使了農業從僅僅滿足自身需求到面向市場需求的轉變。之前，農村裡的幾乎所有人，包括鄉紳、教區牧師和大地主都要從事農業生產。
生產方法的進步可能意味著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其對農村地區的影響也無疑是相當顯著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雖然只有蘇格蘭人才可以獵殺松雞，但獵狐這項在英格蘭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運動也在那時出現了。
社會等級自上而下高低有別，每個人都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
不過，一般認為，這個時候不同等級間的混合程度比下個世紀高。
教區牧師會和他的裁縫一起共進晚餐，一個被稱為「阿什本王」（King of Ashbourne）的地方富豪還把曾經到其府上拜訪過的人都視為朋友：其中甚至包括兩個旅店老闆、兩個製革工人以及一位鄉紳。
另一方面，一個小康的農戶一年可能有八百英鎊的收入，有一棟帶客廳的大房子，內有幾間供重要場合使用的房間，晚上能夠在寬敞的廚房裡與妻子共進晚餐，而僕人也有獨立的餐桌。在整個18世紀，議會裡的議員席位、陸軍和海軍的軍官職位、政府里的好職位幾乎全部留給了上層社會人士，其中大部分又為大家族——當時全國可能有七十個大家族——及其諸多親屬或其他有關聯的人所佔據。不過，雖然英格蘭的階級結構比較古怪並令所有歐洲人感到驚詫，但令人驚訝的是，那些遭到排斥的階級只表現出弱得可憐的敵意。相反，整個民族都表現出極其強烈的民族向心力。
例如，陸軍和海軍的狀況是相當糟糕的。在海軍中，食物和待遇都非常差，以致很少有人願意參軍。特別是當一場戰爭需要原來五倍的兵力時，負責抓壯丁的部隊基本上只能通過類似於綁架的方式才能夠抓到人。士兵通常由不入流的人組成，如在倫敦和其他港口的大街上被強行拉走的流氓。但當這群人坐上船投入戰鬥時，他們又有無比的勇氣、精力和愛國心為英格蘭而戰。
特權階級與下層社會之間的差距是巨大的，俘獲敵船後賞金的分配就很能體現不同級別間的巨大差距。
1762年，當海軍俘獲「赫曼尼」號時，在總共五十二萬英鎊的賞金中，未曾參加戰鬥的艦隊司令和船長各自得到大約六萬五千英鎊，海軍上尉得到一萬三千英鎊；准尉所得不少於四千英鎊，而其他全體船員一共只得到四百八十英鎊。
特別貧困者的生活極其很糟糕，甚至可以說慘無人道。貧困救濟制度將窮人轉手給那些並不真心實意關心他們的人，這種做法自然會導致窮人被殘忍地虐待並面臨缺衣少食的困境，還由此一步步淪落。欠債者只要欠一小筆錢就可能遭到終身監禁，直到他們償清債務；而監獄裡的生活條件也同樣糟糕萬分，這樣自然會滋生更多犯罪。不過，由於刑罰不公和長時間拖延，專家認為當時的刑法「純粹是嗜血成性的混亂」。上層社會的生活完全不同於下層社會，如喬治國王的客廳，那是錦衣玉食、頭戴假髮的紈絝子弟和時尚女士聊天和打情罵俏的地方。此外，印度的克萊武和加拿大的烏爾夫基本上也過著類似的生活。不過，這些都是18世紀的一個側面。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沒有一個時代自始至終遵循一個簡單固定的模式，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區分也並非絕對。不過，作為一個整體而言，他們又的確有各自的顯著特徵。在喬治時代早期，雖然亨利·菲爾丁的《湯姆·瓊斯》或者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也佔有一席之地，但直覺告訴我們，亞歷山大·蒲柏才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蒲柏這位詩人並非天生英才，但作為英國英雄偶句詩中最偉大的大師，我們可以從他的《論批評》《奪發記》《人論》及其他作品中發現喬治時代的所特有的風采與缺點。沒有激情、沒有自發性、沒有豐富想像力、沒有哲學洞察力、沒有同情心，但他在尖銳的諷刺中，還表現出風趣、通透、優雅和激情過後的平靜，去這也讓他在寫作手法上成為該領域無出其右的大師。主要是因為上述的最後一個原因及其流暢詩句所表現出來的輕鬆，其詩歌能夠很好地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並銘記於心。除了莎士比亞外很少有詩人的詩詞能像蒲柏的詩詞一樣被如此頻繁地引用。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我們暫時不考慮這個時代的其他方面，那麼蒲柏就是18世紀的化身。
這個時代的客廳雖然很精緻，但仍然是個大吃大喝的時代。
當時肖像畫上的人物總是向下俯瞰，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後來人們對英國人所起的一個綽號：「約翰牛」（John Bull）。在上層社會，波特酒隨處可見，並導致痛風流行。而在下層社會，杜松子酒消費量的顯著增加也給人們帶來了難以言喻的痛苦。不僅民眾麻木地泡在酒缸里，上流社會也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墮落。這可能主要由於領導權很大程度上被一個自私自利的階層佔據：他們出台法律法規和佔據公職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財產。事實上，這個時代的散文也被視為這個時代的財富。當我們研究各個階級的生活時，我們彷彿能聽見馬匹慢跑時的馬蹄聲，就像丁尼生在其作品《北方農民》中所寫到的那樣。
「財產、財產、財產——我聽到他們就是這麼說的。」《倫敦時報》的評論家提到這個時代時指出，「幾乎可以說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變成了私有財產——議會的席位、市政旅館、主教的法冠、牧師的矯正、警官的肩章、大學團契和講座教授。」隨著對賺錢和所有可以賺錢的工作的痴迷，「交易」往往就導致了整個民族的道德素質走向粗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