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後來有一些詹姆斯二世黨人叛亂，但總體來說蘇格蘭也像英格蘭一樣平靜地接受喬治為國王，這要歸功於盎格魯-蘇格蘭關係中最重大的事件。大約是在安妮的統治之初，英格蘭和蘇格蘭就已經著手協商如何實現事實上的聯合。在過去，它們經常看似要達到這個目標，但又總是未能實現。英格蘭人起初並不願意給予蘇格蘭同等的貿易法和特權待遇，而蘇格蘭則一直都有這樣的訴求。1703年，蘇格蘭議會通過了《安全法》，宣稱安妮女王之後的英格蘭君主不應該再是蘇格蘭的國王。作為蘇格蘭女王的安妮不得不簽署了這份《安全法》，英蘇兩國間的形勢也隨之緊張起來並面臨戰爭的威脅。
幸運的是，兩國都比較理智，蘇格蘭隨後得到了其所要求的同等貿易權利，同時也同意了英格蘭的《王位繼承法》，接受英格蘭君主為蘇格蘭的君主。英蘇兩國也於1707年正式簽署了《聯合法案》。根據該法案，蘇格蘭保留其獨立的教會和法律，但其議會併入英格蘭議會即威斯敏斯特議會，兩國的政府現在也終歸實現一統。蘇格蘭貴族在上議院中有十六個席位，而蘇格蘭人民在下議院中也有四十五個席位。
英格蘭因此獲得的政治優勢是巨大的。此時，英格蘭正與法國進行著生死搏鬥，同時還要分心應付詹姆斯二世黨人的陰謀活動，如果蘇格蘭繼續對它滿懷敵意且支持法國和斯圖亞特家族，它根本無力應付這個由來已久的危險。雖然聯合傷害了不少蘇格蘭人的自尊，但從長遠來看，蘇格蘭的收益甚至還要高於英格蘭。
蘇格蘭一下子擺脫了其停滯不前且被束縛的生活狀態，並獲得了英格蘭所擁有的帝國機會和商貿機會。蘇格蘭民眾的特性和能力也終於有機會能夠與擺在他們面前的新生活的品質相輔相成，其實不僅英格蘭民眾因此收益，英格蘭乃至整個帝國的精神生活、公共生活和商業生活都因此收益。
蘇格蘭擯棄孤立對公共生活的貢獻簡直是無法估量的。正如我們在不同時期看到的那樣，大不列顛民族中存在許多張力，其中在形成公共生活和民族品質的過程中，最大的張力無疑就來自蘇格蘭人。在美洲殖民地的蘇格蘭-愛爾蘭人，即原先居住在愛爾蘭的蘇格蘭人後裔，被認為是新大陸里最優秀的拓荒者。而由蘇格蘭人貢獻的這種品質也幫助大不列顛在四分之一個地球上建立起強大的帝國。此外，蘇格蘭人深厚的宗教精神、嚴格的自律、對學習的熱愛、敏銳的思想，以及他們的歷史、文學、大量的神話和浪漫故事，無疑都極大地豐富了不列顛民族的底蘊。
歐洲大戰以及當時在英格蘭出現的各種危急事件，對於美洲殖民地的影響可就糟糕多了。在大西洋的彼岸，交戰中的法國和英國艦隊在爭奪西印度群島時，雙方都有相當一部分船員因感染熱帶疾病而死。不斷加劇的海上掠奪，再加上戰爭的破壞，西印度群島上的繁榮基本被毀。英格蘭海軍在美洲的境況也極其危急，這又主要是因為其大陸殖民地馬薩諸塞和新罕布希爾對其母國的幫助非但沒有帶來更好的帝國合作精神，反而招致了反感和蔑視。
這是因為這兩個殖民地公司派往牙買加提供幫助的英國人都白白犧牲了。此外，多年來一直努力進攻加拿大的殖民者，同時還要承受法國的盟軍印第安人對其邊境的侵擾，於是，當霍文敦·沃克爵士和無能的希爾將軍（女王寵臣馬薩姆夫人的哥哥）領導下的海軍被徹底擊敗時，他們實在是無法繼續容忍這種糟糕的狀況了。
馬薩諸塞這個在情感上最為獨立的殖民地，也是帝國的舊傷疤。它已經為帝國作出了相應的貢獻，承擔了相應的責任，甚至舉債支持帝國的事業，但它所看到的卻是英格蘭管理中最醜陋和無能的一面。馬爾伯勒公爵還能帶來輝煌的勝利，地中海的海軍也還能得到米諾卡和直布羅陀岩這樣的戰利品，而如今的帝國軍隊與新英格蘭人的直接接觸卻只能培育後者對其的輕視和厭惡——這在以後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英格蘭以及帝國其他地方的地位都因戰爭而更加穩固，這又對整個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也最終讓大不列顛人而不是荷蘭人或西班牙人或法國人在殖民地競賽中最終勝出。沒有哪個競爭者能夠像英格蘭那樣容許其殖民居民擁有自治和地方自由，而英格蘭則幾乎是無意識地授予了其殖民地自治和自由的權利。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如果海外帝國的一大部分最終完全獨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不列顛賦予國民的自由，也是因為這些殖民地將英國的統治看作一種暴政——而所有其他競爭對手的殖民地都不會將這樣的統治看作一種暴政，因為它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品嘗過自由的滋味。
安妮那只有十二年的短暫統治對藝術（如安妮女王的傢具）、建築及其他的影響往往被高估了。事實上，由於時間太短，我們與其說這個時期具有獨立的重要性，倒不如說它只是個短暫的過渡。當然，它還是有特色的。那個時期產生了很多著名的建築，如約翰·范布勒為馬爾伯勒設計了宏偉的布倫海姆宮，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完成了現在的倫敦聖保羅大教堂——這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穹頂建築，也肯定是最好的四座之一。雷恩獻身於建築事業並為之傾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在1666年的倫敦大火之後，他也全身心投入倫敦的重建工作。由他設計並分散在城市各個角落的雷恩教堂，也顯著不同於其在倫敦、牛津和其他地方建造的那些雄偉建築。而在民用建築上，我們認為安妮時代和喬治時代可以合二為一。當然了，至今仍屹立在街道和廣場周圍的親切、簡樸、外牆陰暗但裡面極其舒服的房子，也自然跟布倫海姆宮或是霍華德城堡那樣的大建築物不同。
事實上，家庭生活、「理性」和「常識」的時代已經到來。總體而言，18世紀是一個消化政治和商業擴張的時期。例如，即將到來的塞繆爾·約翰遜的文學作品，不會像伊麗莎白時代甚至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品那樣充滿熱情和想像力。這些文學作品已經具有安妮時代的特色，引人入勝如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爾（Richard Steele）的作品，或是尖刻辛辣如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問題的，而且都採取比較平靜、理性的方式進行分析。
在那個時代，還沒有人或者媒體報道議會裡的爭論，但人們卻很關心政治。人們從周刊《旁觀者》或是其他刊物中饑渴地汲取相關消息，而創作者這種服務也是政治領袖們所需要的。與大多數作家一樣，艾迪生也是一個輝格黨人，而斯威夫特則是托利黨人。丹尼爾·迪福也是一個以編寫政治宣傳冊及相關作品為主的作家，不過他一直以來最受歡迎的作品還是《魯濱遜漂流記》。除了對公共事務和輿論的影響外，這些人及其他相關人等施加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大大提高了讀者的數量。據估計，在他們之前，只有不超過五千個英格蘭人閱讀各類印刷物，而隨著很受歡迎的《旁觀者》（其中包括著名的《羅傑·柯弗利爵士韻事》 、《閑話報》以及其他銷路很好的刊物和時常出現在報刊上的政治宣傳冊等的廣泛流行，閱讀這些刊物的人越來越多，並永久性地改變了英格蘭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這個時代本質上還是個散文的時代，但其在這方面的成就卻平平無奇。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不管是在社會生活還是宗教生活和藝術生活中，「狂熱」都是不受歡迎的。人們甚至可能認為，正是豐富想像力下的孤立與排斥導致帝國後來失去了其美洲殖民地。雖然那個時期自負的「常識」並不總是與事實相契合，但它卻給了這個民族在兩段極其紛亂的時代間隙喘息和休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