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或是政治極度混亂時期都是不利於文學發展的，但這個時期仍然湧現了像彌爾頓這樣的人物。雖然他已經完成了他最好的一些短詩，如《柯瑪斯》（us）、《利西達斯》（Lycidas）及其他，但接下來的幾年他準備轉行寫政治散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開發一下左手」。而他的《失樂園》則誕生於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之後。
除了戰時因素外，其他條件也在改變著英格蘭文學的發展進程。英格蘭人不僅經歷了一場內戰，還經歷了一場宗教改革，而清教主義的興起也在兩個方面影響著文學作品。一方面，這個時期對宗教事務的強烈關注催生了大量宗教作品，其中最為著名、流傳最久的有傑里米·泰勒的《聖潔生活的規則和習尚》《聖潔死亡的規則和習尚》，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聖徒永恆的安息》，托馬斯·富勒的《英格蘭名人傳》等，厄舍和奇林沃斯則探討神學和教會管理。另一方面，清教徒對戲院的抵制無疑也導致戲劇文學的徹底衰落——自1642開始，所有戲院被勒令關門。
政府和憲法一直處於被質疑的風口浪尖，自然也有大量文學作品指向這些主題，如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和詹姆斯·哈林頓的《大洋國》。但奇怪的是，除了很流行且影響力很大的《國王聖像》（Eikon Basilike）外，在1603～1660年再沒有出版任何其他支持國王的君權神授觀的文學作品。不過，數以百計的鼓吹極端民主的小冊子倒是很流行，它們鼓吹男性公民的選舉權，以及彌爾頓的人生而自由等觀念。
戰爭對文學的影響並非總是千篇一律，內戰和共和國時期也產生了不一樣的影響，而且其數量之多、影響之深遠令人咋舌。如艾薩克·沃爾頓的《釣客清話》（The pleat Angler）仍然是英語世界裡最流行的書籍之一，它表達了作者對大自然的熱愛，對遠離戰爭、政治和宗教爭端的生活的熱愛，對釣魚的熱愛。托馬斯·布朗爵士用他那古色古香或說是莊嚴的散文表達了同樣的情感，至今能夠給愛書之人帶來快樂。此外還有詩歌。在赫里克、馬維爾、沃恩、卡魯和薩克林的詩句中，我們能夠找到最美的英文辭彙，其中薩克林的更是被沿用了大概一百二十五年。事實上，沒有哪個戰爭時期還能夠在文學上有如此豐厚的收穫。
我們還可以提一下現代報紙的開創。當時的小報數量繁多但都存活不久，據說在1643～1649年的七年時間裡，誕生了一百七十份小報。不過當時的小報是由政府暫時控制的，那時候的報紙（用來閱讀和交換信息的地方）和咖啡屋都跟現在的大不相同。倫敦開始引入出租馬車，郵車也針對長途、快速行程作了改進。這個時期還有著保王黨人和清教徒之間那持續的觀念衝突。
這在服裝上尤其是男性服裝上顯露無遺。雖然人們沒有伊麗莎白時代那麼富裕了，但保王黨人的衣服依舊昂貴且奇異，有花邊、絲帶且色彩亮麗；而清教徒衣著則淡素得多、簡樸得多。除了清教法規和其他形式的限制帶來的一些改變外，英格蘭這個時期的建築和習慣都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戲院被關了，那些表演殘酷但流行的逗熊遊戲的逗熊場也被關閉。鬥雞被禁止，五月柱 被推倒，咒罵和醉酒被處以重罰。對民眾的日常習慣和娛樂的此類干涉，包括將原來充滿遊戲和其他娛樂活動的禮拜天下午變成陰鬱的清教安息日，無疑會導致民眾的抵觸，這也就難怪當查理二世復辟、「好的舊習」重新回來的時候，人們是那麼的歡呼雀躍了。
平等化或說是民主化的元素也讓很多人感到驚恐。在當時關於倫敦的一些描述中，我們得知當時的小孩時常朝貴夫人的馬車扔泥巴，並稱那些貴婦為「潑婦」；另一個作者則提到普通市民「一見到紳士就受不了」，一個人穿著時尚衣物走在街上很有可能會被人稱作「法國狗」或是其他類似的稱呼。這是個革命動蕩的年代，而隨著革命的逝去，似乎只有重建由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的君主制才能有效重組社會和政府。那些人們早已習慣了的舊傳統、英格蘭式的安逸生活，為越來越多的群體和個體所嚮往。
當然，之前所做的那麼多努力、所遭受的那麼多痛苦也並非一無是處。雖然克倫威爾未能建立一個適合這個民族並贏得他們同意的新政府，不過這個民族再也不想要只有一個議院的獨裁政府，也不想要一個專制的國王，不想要勞德式的教會政府和控制，更不要說獨裁者和軍事統治了。
暴政和常備軍成為國內英格蘭人甚至是全部歐洲人無法擺脫的夢魘。如果下一個斯圖亞特國王忘記了查理一世曾拒絕接受的教訓，人民自然會團結起來反對他。除此之外，英格蘭人所歷經的火之審判對英格蘭人的生活施加了最重大的影響。一方面，認為只能有一個教會、一種信仰、一個崇拜的這種古老信念被徹底拋棄。不管英格蘭教會將會是什麼樣子，也不管其與政府的關係會是怎樣，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晰，即要容忍、接受那些意見分歧者。他們可能還會受到迫害，但他們起碼會活下來，並且可以繼續抗議。
清教精神，雖然可能會讓英格蘭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變得狹窄，但同時也增加了一種道德力量。相當一部分民眾至少習得了個人行為和政治行為的規範，而這種規範又建立在超越純粹的個人私利的基礎之上。儘管也有很多上層的清教徒參與其中，但這個運動在中產階級中尤其猛烈，尤其是在城鎮市民、商人階層和勞動人民中。這個無比堅硬的道德判斷內核就這樣被注入這個民族的心理中，這些動機、行為和觀點的複雜混合所帶來的自相矛盾讓外國人感到困惑，而這種內心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要歸因於清教革命的持久影響。而清教革命的影響最終也超過了早期的「可愛英格蘭」和伊麗莎白時代的「音樂之國」的影響。
的確，清教徒的安息日仍舊要求嚴格，清教主義也已經為一小部分人所內化，但在很大程度上，老英格蘭並不打算完全接受清教主義。很多人覺得在日常生活中徹底貫徹這些原則有點過於嚴厲了，於是發起了激烈的抵制。在下個世紀，經歷了衛斯理兄弟和循道運動——基本觀點與清教主義一樣，但更加註重道德和情感，相對忽視神學理論和知識——的洗禮後，這個民族更是渴望道德的復興。事實上，新福音主義者與早先的清教徒大不相同，同樣，亨利·范恩爵士、哈欽森上校或是彌爾頓也顯著不同於衛理公會教徒。不過，這兩次運動雖然發生於不同時期，本質也不一樣，但它們都對英國人的性格和生活有著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