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4世紀中期，英格蘭在商業上幾乎還只是一個純粹的原料生產者。它自己沒法融資：它的國王在面臨困境時，也從義大利和低地國家的銀行家而非從英格蘭的銀行家那裡借貸。它的海外商貿，也主要是由外國船隻而非本國船隻運輸；甚至是它那羊毛貿易的利潤，也大部分進了外國商人的口袋。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在14世紀，英格蘭就開始出口布料而不再是原毛；不過，要到15世紀，英格蘭才從一個鄉村國家變成一個擁有廣袤殖民地（如澳大利亞）並將其殖民地變成最為活躍的商貿和製造中心的殖民國家。此時，英格蘭在融資和商貿上都不再依賴其他國家。
15世紀就像是書本里的雙面插圖。在這一面，我們可以看到出身高貴或身居要職、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出沒在本章已經勾畫過的戰爭或是政治陰謀里。在另一面，我們看到的是各類不怎麼重要的人物，他們甚至連名字都完全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他們每天待在商店和賬房裡，照顧羊群或是專心致志於織布，在驚濤駭浪中的英格蘭商船或外國港口做交易等。雖然後一面沒有前一面那麼浪漫、那麼具有誘惑力，也顯得陰沉昏暗，卻比前一面更加重要。這一面還闡釋了一個時代的開始，而另一面則闡釋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正是這裡所展示的那些平民，在他們的努力工作下，為以商貿為主的都鐸王朝——即亨利父子和伊麗莎白治下的時代——奠定了深廣的基礎。
商貿線路的重大變化或是經濟生活的改變，只有在當它們影響了足夠多的人並改變了國內外的社會關係的時候，才可能引起15世紀和19世紀那樣的工業革命。雖然英格蘭從事粗布生產已有些年頭，不過這並沒有對佛蘭德斯這個製造中心的更為精細的製造業構成威脅。
當英格蘭人轉向生產細布時，他們的影響才充分顯現出來。
壟斷了原毛出口的斯塔普勒（Staple） 商人，由於原毛出口量降到只有之前的五分之一而遭到毀滅性打擊。英格蘭的羊毛如今被用在了英格蘭人的織布機上。而佛蘭德斯人的城鎮則在一個世紀里緩慢而痛苦地衰敗。比如伊普爾，1408年的人口是八千到一萬人，在不到八年的時間裡減到五千人左右；而布魯日、根特和其他城鎮的遭遇也沒好到哪裡去。佛蘭德斯和英格蘭之間，不僅存在製造業方面的激烈競爭，還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英格蘭的細布一直聲譽不錯，遠銷至黎凡特和黑海周邊地區、俄羅斯諾夫哥羅德的大集市，也銷往較近的歐洲大陸市場。
英格蘭的變革並不局限於國內，也不僅威脅到外國的商業，而是影響到所有人，就如我們剛剛所講的佛蘭德斯人的城鎮一樣。
英格蘭商人在只是出售原材料的時候是很受歡迎的，但當他們將原材料製成成品再出售的時候，就引發了激烈的貿易戰，國際貿易的壁壘開始出現。佛蘭德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抵制進口英格蘭布匹，而英格蘭也不甘示弱地排斥佛蘭德斯布匹的進口。
強大的商業組織漢薩同盟（Haic League） 將英格蘭人驅逐出丹麥，條頓騎士團則將英格蘭人驅逐出普魯士。在地中海，不斷擴大的英格蘭商船隊與熱那亞、威尼斯的商船隊交戰，競相將貨物運至南部和東部港口。需要澄清的是，這些如今已經不再輝煌的城市，在當時可是呼風喚雨的。威尼斯共和國的人口就比全英格蘭的總人口還多。
我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介紹布匹貿易，是因為它的影響最大。
實際上，不斷崛起的英格蘭商人在各行各業創辦企業。他們為外國人也為自己建造船隻，他們率先製造新式戰爭所需要的槍支和大炮，他們從法國的迪南搶走了銅貿易，他們用英格蘭的鐵礦石和煤炭建造了煉鐵工業——即使鐵的價格翻番，他們都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據說，一個礦山出事，都會引致上萬名礦工聚集鬧事。
就工業發展，我們可以列一個長長的目錄：花邊、磚塊、玻璃、絲帶、亞麻布等。只要有可能，新工業似乎就會發展起來。
英格蘭不再出口原材料，而是開始在國內發展工業，就如皮革業一樣。很多英格蘭人如今還比較熟悉的工業，在那時都興建起來了。這些工業對外國的影響均不亞於布業的影響。漂白亞麻布就是在英格蘭製造並出口的。在15世紀初，英格蘭從普魯士進口啤酒；而在15世紀末，英格蘭向歐洲大陸出口啤酒。此類情況比比皆是。這與世紀初的持續戰爭和爭吵形成一種奇怪的對比。
所有這些商業活動最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那些在商業中迅速致富者對戰爭和外交的態度。這一非常重要的新階級對戰爭沒有興趣——不管是改朝換代的戰爭，還是為軍隊創造掠奪機會的戰爭，又或者是攫取領土的戰爭。相反，如果沒有戰爭，他們的商業活動所可能遭遇到的不確定性要小得多。他們更喜歡將利潤投在更能賺錢的渠道，或者能為他們帶來榮譽的地方，而不是用來繳稅飼養軍隊。
事實上，他們正在從事一類他們自己的戰爭，與對法國的百年戰爭那樣的老式戰爭相比，它能夠為英格蘭帶來更好且更具可持續性的結果。在這場戰爭里，他們幾乎沒有從政府那裡獲得直接的或是公認的幫助，在整個都鐸王朝時代都是如此。不過，政府也必須轉變其對英格蘭商業的態度，轉變其獲得錢財的方式。
在依賴原材料出口，尤其是斯塔普勒的原毛出口的那個年代，王室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交易稅和對壟斷出口者的課稅。那麼，王室收入就相對更加依賴於外國製造商的繁榮昌盛，而不是英格蘭自身的發展。
而英格蘭政府也就依照徵稅的便利性來組織英格蘭的出口貿易，甚至在英格蘭境內用來運輸出口原料的道路，都是受政府管制的；而整個中世紀的很多工業行會結構也都要迎合王室或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而當國內的布業發展起來、原毛出口銳減五分之四後，王室收入也隨之銳減。
顯然，即使是從收稅的立場出發，與依賴國外製造業的繁榮相比，或是與只會消耗資源卻不會有結果的戰爭相比，在英格蘭國內積累起財富無疑是更加有利可圖的。頭腦精明且精於商貿的都鐸王朝更是明白這一點。
由此，這套制度產生於15世紀，並在16世紀的伊麗莎白時代達到其頂峰。也正是這套制度通過讓英格蘭富裕起來並由此變得強大，並讓其國民不再需要承擔戰爭所需的沉重武器裝備和供給負擔。
1406年，布匹出口商被亨利四世吸收進商業冒險家公司（Mert Adventurers），這家公司的前身是布綢商行會，名字的變化也展現了在英格蘭所發生的變化。老行會的成員受那些跟不上形勢的老規則的約束，這也使得這個行會仍是一個中世紀的社會組織。而在新組織下，成員成為名副其實的「冒險家」。不管他們的組織採用的是什麼規則，冒險家這個詞都只是指共享一個商業公司的那些人。不管是哪裡的人，加入這家公司都是為了冒險。
他們用冒險家這個名字來指稱自己，冒險家這個詞更為現代的內涵意義也揭示了那個時期的真實特色和他們公司的本質。
當然，其他國家顯然不可能放任暴富的英格蘭斷了他們的財路。新式英格蘭商人，在亨利七世時期已佔下議院議員的四分之三。他們也的確從政府那裡獲得了大量幫助和保護，甚至於到了這種地步，即通過立法規定：但凡能夠在國內生產的物品都不能從國外進口，所有用來生產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不能被出口——即使是以半成品的形式出口也不行。不過，商業冒險家公司在做海外生意時多半要靠他們自己去開拓市場，而他們也的確一直都在頑強地開拓市場。
尤其是從亨利七世時代開始，政府的確在打擊外國勢力，以為本國商業建立優勢。而商業冒險家公司基本上不是只靠自己獲得成功。比如有一次，英格蘭人搶了漢薩同盟的一支船隊共108條船，而漢薩同盟也搶了英格蘭人的貨物作為報復。
在地中海，義大利和英格蘭曾打過很多仗。地中海的貿易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義大利人壟斷的。布里斯托爾的富商斯特米斯（Sturmys）曾在地中海俘虜了一艘熱那亞人的船隻並沒收了其貨物；但不料，他所搶得的那些香料在回程中被搶回去了。不過，斯特米斯是幸運的，因為英格蘭政府把倫敦的全部熱那亞商人都關進了監獄，直到這些熱那亞商人立據賠付等值財物才釋放他們。這就是所謂的新式商業，它實際上是在從歐洲的東部海岸到愛爾蘭這個充滿走私、海上掠奪和血腥戰鬥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期間，政府的多次介入似乎要引發戰爭了，但最後都以某種方式得以避免。
布里斯托爾在新式商業中是走在前列的，其中的領軍人物如斯特米斯和卡尼吉斯（ges）都積累了巨額財富。他們精明、勇敢、堅強。這些各行各業的新式商人在英格蘭各地積聚財富，並投身於海上商貿的發展，不管是在諸如丹佛和康沃爾的走私港口，還是在像布里斯托爾和倫敦那樣的港口。那些將英格蘭貿易（合法的或非法的）推向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