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儘管戰爭不斷，瘟疫也接踵而來，但它絕非是某些人描繪的黑暗時期。事實上，這個時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思想創新都遠遠超前於那個時代，並為後人指明了發展方向。大約在1350年，變化就已開始。
14世紀初，在那些受過教育的階層里，最為流行的書籍就是法語版的《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但在1356年，著名的約翰·曼德維爾（John Mandeville）爵士結束了他在全世界據稱是長達三十四年的旅行。不久之後，每個人都在讀他的遊記。這是第一本真正富有想像力的英語遊記文學著作，並對英語文體產生了巨大影響。不過，儘管曼德維爾聲稱這本書是對其在近東、印度和中國旅行的描述，但實際上似乎是很多其他著作內容的彙編，有些甚至還是法文書籍。不管怎樣，它還是打破了封建制度和教會的禁錮，標誌著遊記文學的開始。而愛好旅遊也是英國人的重要特性。
理查德·羅爾（Richard Rolle）的作品雖然宗教色彩濃厚，但也體現了這一時期所特有的民主精神。他強烈譴責當時的宗教生活和社會生活，並強調了所有優秀英格蘭人應具備的三樣品質：誠信工作，自由精神，（與人交往）誠實公正。
從工人階級興起這個立場來看，尤其重要的著作是蘭格倫（Langland）的長篇寓言《農夫皮爾斯》（Vision of Piers Plowman）。這本書的多個譯本和很多版本，可能還經過他人潤色。蘭格倫本身並不想改變社會秩序，而只是想通過改善個體生活來促進社會進步。不過，他的著作卻是英格蘭社會改革著作的鼻祖，也因其故事來源於平民而知名。在閱讀還是一樣罕見技能的時代，真是讓人難以理解詩歌是如何流行起來並獲得廣泛影響力的。詩歌的流行和影響力，也讓它成為當時一股鮮活的力量，而不再是只有後來的古文研究者和文學編年史學者才感興趣的對象。這部著作描述了一趟對真理聖地的朝聖之旅，並混合了人類和寓言人物。該書最有意思的一點是，那個後來成為像基督那樣的聖人的領袖，並不是教士，也不是有學問的人，而是一個農夫。事實上，這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從平民大眾的視角去看待和批判世界。
我們稍後還會談到威克里夫（Wyclif）的宗教活動，不過，在中止平民這一主題前，我們可以先講講威克里夫對新思想的貢獻。
我認為將威克里夫的財產觀稱為共產主義學說，的確有點過了。
但他的財產觀的確又是與教會和封建制度相斥的——儘管他使用了封建制度里最高領主這一概念。不過，威克里夫所說的最高領主，指的是上帝。威克里夫認為每個個體都直接與上帝發生關係，而不是像封建制度下通過從國王到農奴這一鏈條逐層發生關係的。
由於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夠得到上帝的垂青，威克里夫認為個人財產及對他人的政治權力只能歸屬於那些遵守《新約》四福音書的法則的那些人；而這些人又必須為其同伴們提供服務作為回報，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為其財產或是位置提供合法性支持。此外，威克里夫還認為，正如正直不可能由父親饋贈或遺留給兒子一樣，財產和權力也不能這樣饋贈或是遺傳。
儘管威克里夫小心翼翼地補充說明了任何人都沒有隻因覺得他人不正直就奪取他人財產的權利，但此類觀念的顛覆性影響還是相當明顯的。不過，可能正是他理論中的這一方面為他暫時贏得了蘭開斯特公爵及其他人的強有力支持。這些人正渴望奪取教會並獲得教會的巨額財產。與此類追求少數人的自私利益形成對照的是，諸如蘭格倫和威克里夫的出現以及他們對窮苦大眾的影響，標誌著英格蘭生活和思想中新要素的產生。
教會在大眾心中已經失勢，尤其是在兩個相互競爭的教皇分別在羅馬和阿維尼翁設立法庭並分庭抗禮的那半個世紀里。英格蘭反對那些教皇強加給他們的外國主教，這些人甚至都沒有教會職位而只是其親信。他們還在英格蘭法院提出上訴，反對阿維尼翁教皇及其苛捐雜稅，尤其是約翰一世之前為了獲得教皇承認而答應以家臣身份每年上供的那一千馬克。愛德華三世自1333年之後就不再支付這筆款項了，而威克里夫的教義也支持愛德華的這一行動。
在促使將《聖經》首次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威克里夫在很多工作上都親力親為，甚至還為後來的新教和民主奠定了基礎。通過依附於他的那些「窮教士」及其在全國各地的宣講，估計有三分之一的民眾成為了他的信徒。他們也被稱為威克里夫派教徒，或稱為羅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後來的一些神學教義，如否定聖餐變體論、反對出售贖罪券、反對為民眾葬禮上的祈禱收費等，讓部分信徒不再追隨他，也讓他成為教會的直接反對者。不過，儘管遭受迫害，威克里夫派並沒有被撲滅；相反，這一運動一直持續著，並最終融入更為總體性的宗教改革。
在那時，讓英格蘭教會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就不再是什麼新鮮事或是突如其來的衝動了。在愛德華三世統治期間，反對羅馬教廷的運動有著相當大的推動力。他們通過法令來抵制羅馬教皇任命聖職的制度，拒絕向任何國外法庭其實也就是教皇法庭上訴，主教不可以擔任政府官員等。教會的墮落、某些人斂財的慾望、教會不再服務社區、勞動階級對教士的懶惰和奢侈的厭惡等更是助長了反對教士和教皇的情緒。而由戰爭滋生的強烈的反法情緒，也自然延伸為對生活在法國的法國大主教以及那些支持法國、反對英格蘭利益者的厭惡。
新思想就像酵母一樣正在社會結構里發酵，而這個社會結構還沒有穩固到能夠承受這一強大而突然的張力的地步。與其他原因一起，這些新思想將要產生的張力，不僅會讓英格蘭陷入徹底混亂，而且還可能導致大幅倒退。過於急速的發展似乎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