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他自認為懂了
曾升起他生命的山脈……
——馬修·阿諾德《被埋葬的生命》
我年輕時，覺得自己是個硬漢，並一直引以為傲，甚至有點兒為之瘋狂，但我那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在林業站的四面八方，群山的數量比我後半輩子看到的加起來還多，堪稱山的海洋。站內，在那個特別的時刻，我正與美國林務局塞爾韋森林麋鹿峰林業站的護林員玩著克里比奇紙牌 遊戲，且領先於他。國家林務局甚至比我還年輕，跟我有許多共同之處。
那是1919年的八月中旬，我十七歲，林務局才成立十四年。林務局的成立年份眾說紛紜，我覺得應該是1905年。那一年，本屬內政部的森林局劃歸農業部，並命名為美國國家林務局。
1919年，離塞爾韋森林麋鹿峰林業站最近的道路在45公里之外，距離苦根嶺峰頂22.5公里，順著布洛杰特大峽谷徑直下行22.5公里，便可到達苦根谷，再走幾公里就是蒙大拿州的哈密爾頓。這22.5公里下坡路的艱難程度，堪比22.5公里的上坡路，而且更為危險，因為布洛杰特峽谷是著名的蜱蟲區，蜱蟲會引發落基山斑疹熱，病癒概率只有五分之一。從麋鹿峰到布洛杰特峽谷口這45公里小路是林務局的專用道路，因此路旁的樹皮上刻有路標。在廣袤的麋鹿峰地區，只有幾條小路有這樣的路標。此外，就只有獵物小徑和舊時用陷阱捕獵的小道，它們通到敞亮山脊和草場周圍便再無去路，沒有任何標誌說明它們消失在了什麼地方。那是一個馱馬成群出沒或者人單獨行走的世界，靠幾隻蹄子和一雙腳板就可以闖天下，其餘的卻要用手來完成。1919年，在愛達荷北部的苦根嶺地區，四輪車、挖掘機和電鋸還沒有出現，當然，過不了多久，它們就掀開了新的歷史篇章。當時，尚無氣動設備取代手提鑽，撲滅森林火災也沒用上化學手段或空中設施。
現在，如果沒穿制服，沒有大學文憑，你很難當上森林瞭望員，但在1919年，連護林員都沒有上過一天大學，更別提普通員工。林務局招收護林員，挑選的是全鎮最強壯的人。比爾·貝爾是我們的護林員，他是苦根嶺上最強壯的人，我們都認為他是全林務局最好的護林員。有傳言說，比爾殺過一個牧羊人，這更堅定了我們的看法。他被宣判無罪，這讓我們多少有點兒失望，不過沒有人懷疑他的實力，因為我們都知道，在蒙大拿州，被宣判無罪跟真正的清白無辜並不是同一回事兒。
我們這位護林員隨時佩戴一把0.45英寸口徑的左輪手槍，包括我在內的普通員工大多也持有左輪手槍。兩位上了年紀的普通員工告訴我們，國家林務局的英文縮寫「USFS」其實應該是「慢用快操」的首字母縮寫。因為年輕，又有點兒文化，我一聽到這個說法就爭了起來，著重指出他們這句處世格言的首字母組合跟「USFS」並不完全一樣，因為最後一個字的首字母是「F」而不是「S」 。實際上，由於固執己見，我為這個問題爭論過好長一段時間，我的爭辯之聲隨處可聞。每次一爭論，他們就一邊通過八字鬍的分岔處向我吐口水，一邊瞪著我，彷彿我年齡太小，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說話的資格。在他們看來，那句格言與國家林務局非常相配。到了夏末，我逐漸認同了他們的看法。
儘管比爾·貝爾這位護林員十分優秀，但他玩克里比奇紙牌的技術卻乏善可陳。他一邊放下牌，一邊說道：「一個15點2分，兩個15點4分，三個15點6分，再加一個對子2分，共8分。」一如往常，我掰開他的手，跟著他一起數點。只有一個8點和一對7點，他卻要把這手牌數成8分。也許8點這張牌讓他想到了這一層。「比爾，」我對他說道，「你這手牌只有6分。一個15點2分，兩個15點4分，還有一對得2分，加起來就是6分。」每次被指出數錯牌，比爾·貝爾就像受到了侮辱。「他媽的，」他說道，「這是張8點，你看不見啊？看好了，8點加7點……」廚師還在洗碗，他站在比爾身後看了一眼，說道：「就是6分嘛。」比爾抓起牌，一把扔進牌堆里。廚師每次針對比爾的插嘴都沒說錯，但這並沒有讓我對廚師產生更多好感。人們不會輕易喜歡一個受寵的廚師，我尤其討厭這個傢伙。
即便如此，那個夏天結束前，我也說不清楚，自己討厭他到了什麼程度，或者下一場紙牌遊戲會釀成什麼大禍。夏季過半，我滿了十七歲，但我並沒有發現，自己會成為一個故事的角色之一。我一直不知道，生活會不時變成文學作品——當然，時間不會太長久，但已足夠讓我們深刻銘記，並頻繁到終有一天當我們說到「生活」二字時，就意指這樣的時刻：生活之路不會偏轉、後退、前進，或者根本無處可去，它是筆直伸出的一條線。這條線緊繃而無可逃避，具有複雜性和高潮性，如果運氣夠好，它還有一點兒凈化性，彷彿生活是在任人擺布，而非自然發生。不過，正是在那段時間，我不再認為比爾會成為任何故事的主角。我已經厭倦了，下次不再等著讓他坐莊。發牌前，他會舔舔指頭，免得一次發出兩張或三張牌。
很難說清，比爾手執繩索時，怎會如此天差地別——手拿繩索的他，就是一個藝術家，往往能夠用繩索做出各種各樣的事兒來。哪怕就在護林站，他也會轉著一個小繩套，朝著一張凳子「輕輕地」扔出去。如果沒在做這個，他就在挽繩結，都是漂亮的繩結。員工在閑聊，他卻在拋繩圈，或者挽繩結。他跟別人說話不外乎「行」或「不行」——只偶爾說上幾個片語，或一到兩個句子——可對自己的馬匹或騾子，他卻老是說個不停，而它們竟也能聽得懂。他從不跟它們大聲說話，尤其是那群騾子，他覺得它們跟大象一樣，他說什麼它們都能記得住。他給騾子釘掌時，如果有不聽使喚的，他也從不採用其他手段，只是把它牽到太陽下，套住一隻前蹄，讓它站上幾個小時。你很難想像，即使是一頭騾子，缺了一條腿，頂著烈日站幾個小時，這會收到怎樣的基督教化效果。
比爾是個大塊頭，他的身板跟他那雙手十分相配。總體來說，他就是個馬夫，而他也需要一匹個頭特大的馬。他不是電影里或者平原上那種纖瘦型牛仔，而是大山裡的馬夫。他既能拉鋸揮斧、駕車修路，如果非得走路，他可以走一整天；也可以穿上攀爬腳扣，架設9號電話線，還是個手藝不差的廚師。在大山裡，勞動才能生存。在大山裡，你不會太過在乎馬匹能否快跑。它能跑去哪裡呢？比爾那匹馬個頭高，步幅大，能以8公里的時速，在山間小道上行走一整天。那是一匹山間大馬，馱著一個山間大塊頭。比爾給它起名為「大駝鹿」。大駝鹿呈棕色，走起路來頭往後縮，彷彿長有一對大角。
每一種職業都有頂尖高手。醫院有腦科醫生和外科醫生。鋸木廠有拉鋸工，他們眯著眼睛，鋸出第一道鋸口後，便迅速把一根原木鋸成了板子。林務局剛成立那會兒，馬夫是我們當中的頂尖高手，因為林務局所處的地方往往沒有大路可走。綁貨是一門藝術，可追溯至人類第一次使用動物馱著自己的物品搬家。就此而言，這項技術最先源自亞洲，後經北非和西班牙，也許再通過印第安人的老婆，由墨西哥人傳到了我們這裡。你要不知道肚帶、鞍帶和馬毯這些術語，簡直沒辦法跟馬夫們交流。隨著公路的出現，這門古老的藝術日漸消失，但在二十世紀初期，崇山峻岭之間很少有公路，「苦根崖壁」也還沒有一條道路。從靠近蒙大拿州哈密爾頓的布洛杰特峽谷的溝口，一直到我們這座位於愛達荷州的麋鹿峰林業站，只能依靠雙腳來行走。每當需要配備大規模滅火人員，就要出動四五十匹騾子和短背馬。它們在狹窄的曲折山道上喘著粗氣，打著響鼻，在拐彎處拉下大堆大堆的糞便。串起牲口的繩索猛然繃緊，它們的脖子往前伸展似乎被連成一條直線，看上去像一群個頭碩大的黑天鵝，一陣盤旋後，消失在了更高的天際。
比爾是我們馬幫的頭兒，林務局從未遇到過比他更好的馬夫領頭人。但此刻，他在艱難地盤算著，手裡剩下的三張牌，他應該打出哪一張。他很想脫下黑色的牛仔帽撓撓頭，但他早起穿衣的第一個動作是戴上帽子，上床睡覺前的最後一件事情才是脫下帽子。中間這段時間裡，他是不喜歡脫帽的。等他騰出手把帽子推回頭頂繼續玩牌時，我不禁想起了跟他一起翻越苦根嶺的幾次經歷。
作為馬夫的頭兒，比爾走在馬隊前面，顯得稜角分明。他斜戴著牛仔帽騎在馬上，頭幾乎轉向後側，以便能看清貨包有無鬆動的跡象。我後來看到過埃及的浮雕作品，頭部和身體朝著不同的方向，優秀的馬夫正是那樣一種狀態。畢竟，綁貨是一門藝術，既要把貨包放平衡，還要注意行進中的平順。不然，牲口走不了一兩天就會被馬鞍磨破皮。那樣一來，整個夏季，或者一多半時間它就什麼活兒也幹不了。
比爾處在隊伍的最前頭，剛好什麼情況都能看見。馬匹可能踩滑，或被猛踢而掙脫繩索，或受驚滾下山坡，直至撞上一根樹榦。你甚至不得不朝它開上一槍，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