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幫」以來的新時期里，楊絳除了翻譯以外，還積極從事文學創作、理論研究等多項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累累碩果。
楊絳淡淡的懷舊情緒，在她的散文創作中尤其明顯，因而使她的作品不但具有很深的文學價值，同時還頗具史料價值。縱觀楊絳全部的敘事散文，多是在追憶往事。這種寫作時間與所寫內容發生時間的間離，或許只是個人的一種習慣而已，但是這樣一來可以不受所謂「現實」的干擾，對所寫的東西能看得清楚透徹；二來經歷歲月的沖洗，在感情上反而更貼近記敘的對象，保持事實的真實。所以楊絳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閱歷的產物。她的散文作品，已經結集的有《幹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等，另有集外散文多篇。
楊絳的《幹校六記》是寫七十年代「五七幹校」的生活的。她以「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學圃記閑」、「小趨記情」、「冒險記事」、「誤傳記妄」等片斷，從容平實地折射了幹校中人與人的關係，反映了她以「靜」判動的美學追求。其實，當時學部幹校作為清查「五一六」大本營的基地，充滿了「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作為這場運動直接受害者的親屬，她內心肯定承受了巨大的隱痛。雖然《幹校六記》中反映的學部幹校相對和平寧靜，正是體現了她的美學追求——含蓄超脫。錢鍾書為楊絳《幹校六記》所作的序言中特別點明：「『記勞』,『記閑』，記這，記那，那不過是這個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隨著楊絳的回憶走進她和錢鍾書當年的學部幹校，那意境似又似「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滄桑，讓人猶如置身冬日夕陽。沒有激烈的情緒，只是平實的敘述，體現她所追求的大智慧、大淡泊。透過這平實淡泊的敘述，我們分明感受到作者對那扭曲人性的年代所生產的荒謬的抵制、對邪惡的抗爭。《幹校六記》幾場送別的場面，頗能反映平和背後的不滿與無奈。
第一次是寫楊絳、女兒和女婿為作為先遣隊的錢鍾書送行。在那「鬥鬥斗」的年代，讓年老體弱又不會照料自己生活的錢鍾書獨自一人下幹校，楊絳是「心有不甘的」，然而楊絳卻說：「我們三人就下車，痴痴站著等火車開動。……默存走到車門口，叫我們回去吧，別等了。彼此遙遙相望，也無話可說。我想，讓他看我們回去還有三人，可以放心釋念，免得火車馳走時，讓他看到我們眼裡，都在不放心他一人離去。我們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車開，先自走了。幾次回頭望望，車還不動，車下還是擠滿了人。」
第二次寫歡送大隊人馬下幹校：「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詞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奔赴幹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第三次寥寥數筆就勾勒出「離愁別恨」的場面：「我們『連』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送默存，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引者按：原文如此，應為『德』）。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著她踽踽獨歸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裡，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裡。」
第四次是寫錢鍾書夫婦送第一批回京的同事：「回京的人動身那天，我們清早都跑到廣場沿大道的那裡去歡送。客里送人歸，情懷另是一般。我雖然望著一輛輛大卡車載著人和行李開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說：『走！咱們回去！』我就跟她回宿舍。她長嘆一聲，欲言又止。我們各自回房。」
最後一次是寫錢氏夫婦作為第二批回京人員，留下者送他們的情景：「據說，希望的事，遲早會實現，但實現的希望，總是變了味了。……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這次名單上的老弱病殘，又使我愧汗。但不論多麼愧汗感激，都不能壓減私心的欣喜。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在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所有這些寫送別的文字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儘管楊絳的筆調格外地簡凈冷峻，但正因為如此，更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出文字之間滲透的無奈與惆悵。大音希聲，不事渲染，但這卻是極其有力的抗爭。
幹校艱苦的鍛煉，結果正如楊絳所言，「我還是依然故我」。她常常「睜著眼」「做我自己的夢」，通過勞動，似乎轉變了立場：「平時總覺得污泥很臟，痰涕屎尿什麼都有；可是把腳踩進污泥，和它親近了，也就只覺得滑膩而不嫌其臟。好比親人得了傳染病，就連傳染病也不復厭惡，一併可親。我暗暗取笑自己：這可算是改變了立場或立足點吧！」楊絳同時感到，如此「早出晚歸」，似乎「漸漸產生一種『集體感』或『合群感』，覺得自己是『我們』或『咱們』中的一員，也可說是一種『我們感』。」可是讓這些教授們「奉為老師」的貧下中農，「對幹校學員卻很見外」，因為「我們不是他們的『我們』，卻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錶』的『他們』」。這些「老師」對「偷拿」十分在行：「我們種的白薯，好幾壟一夜間全偷光。我們種的菜，每到長足就被偷掉」，所以幹校要派楊絳等人看管田地，有時她還要追趕偷拿者：「其實，追只是我的職責；我倒但願她們把青菜帶回家去吃一頓。」在楊絳看來，貧下中農的生活太苦了。她的仁慈善良之心處處得到體現。
《幹校六記》寫的是作者的所見所聞，大多採用的是白描手段，較少修飾乃至於不修飾，雖則儘管是日常瑣聞，而視野卻十分廣闊深邃，處處體現了她的深沉、實在、樸素、含蓄，讀來使人感到：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一切，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一切。洞徹久遠，傲視當今。《幹校六記》一如楊絳往昔的風格，不乏調侃、幽默，人們在看似輕鬆的閱讀中，體會深邃、體會冷峻，體會楊絳她那獨特的充滿回味的淺笑。
《幹校六記》寫於一九八○年，一九八一年甫一出版，立即引起讀書界的熱烈反響。它被譯為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外文。二○○○年九月，它與錢鍾書的《圍城》被一起遴選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
一九七九年冬，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約，楊絳撰寫了《回憶我的父親》、《回憶我的姑母》兩篇長文，一九八五年以《回憶兩篇》為題，結集交付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是兩篇史料翔實、感情真摯的散文。在這裡，楊絳記人敘事，一如既往，自然本色，不事修飾，寓雋永於平實。在她的筆下，長輩楊蔭杭、楊蔭榆等人的形象躍然紙上。人們可以看到，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是一位辛亥革命前的老同盟會會員，以後又以道義立身，不畏權勢，秉公執法，名重天下。然而理想未能實現，抑鬱而終，令人扼腕嘆息。楊絳的三姑母楊蔭榆也曾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作者描寫的著墨點是姑母的生活小事，看似瑣碎，實則反映她的性格。楊蔭榆的怪癖以及不會圓滑處世的個性。
楊絳聲稱「我也很不喜歡」的姑母楊蔭榆，最後死在日本鬼子的槍口下：「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麼話哄她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一槍，另一個就把她拋入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看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
楊絳看似平淡的話語中實則蘊含著無比的義憤。這表明這場全民族的大噩夢在她心靈上刻下的傷痕。
楊絳的散文就是這樣非常貼近生活，看似平淡，其實結構精緻；來自生活，高於生活，是現代散文百花園中的一支奇葩。寫於八十年代早期的《記錢鍾書與〈圍城〉》，是她的代表作之一，體現了她的文化取向：已故胡河清博士作了中肯的分析：
《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即表現出楊絳對於人性的深刻認識。楊絳寫錢鍾書，主要是以瀰漫在他身上的一股「痴氣」的內在發展為線索的。「痴氣」也者，無非是生命直覺之衝動也。這實際上已包含著屬於「魔界」的東西了。而楊絳對此知之甚稔，也自然反映出她文化人格的另一方面。
她以錢鍾書小時候的種種「混沌」表現寫起。由這「混沌」中生出的「痴氣」一開始便帶有生命本能自我覺醒的意味。比如楊絳極有趣地描述了錢鍾書兄弟倆童年時代戲刺女裁縫女兒寶寶的細節並論曰：「兄弟倆覺得這番勝利當立碑紀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寶寶處』四個字。……這個大概是頑童剛開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現。」「知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