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十一月三日，楊絳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車，看見錢鍾書雜在人群中出來。他過來站在她旁邊，低聲說：
「待會兒告訴你一件大事。」
楊絳看看他的臉色，猜不出什麼事。
等兩人擠上車，錢鍾書才告訴楊絳：「這個月十一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
儘管天天在等待行期，楊絳乍一聽到這個消息，卻好像頭頂上炸了一個焦雷。因為再過幾天是丈夫虛歲六十生辰，他們商量好：到那天兩人要吃一頓壽麵慶祝。再等著過七十歲的生日，只怕輪不到了。可是只差幾天，等不及這個生日，他就得下幹校。
「為什麼你要先遣呢？」楊絳不解。
「因為有你，別人得帶著家眷，或者安頓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給你。」錢鍾書說。
「五七幹校」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它是貫徹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而採取的模式，即下放農村走勞動鍛煉的「五七道路」。
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號通令」成了驅趕人們離開城市的最後通牒。由於「文革」而減少或中止業務工作的許多單位，紛紛在全國各地開辦五七幹校。僅中央、國務院所屬部門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十八個省區，便創辦五七幹校一百零六所，共約十萬多名幹部。其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全部下放河南省。
王洪文曾經說過：「不聽話的統統把他們送到五七幹校去勞動」，用五七幹校這種形式來排斥異己，對知識分子進行身心迫害。
學部五七幹校的地點在河南羅山縣。錢鍾書作為「先遣隊」，從得知消息到開拔只有一個星期時間置辦行裝。十一月九日，錢鍾書才放假，回到家裡，楊絳正在為他收拾東西。楊絳在外文所，暫時留京接受教育，她根本不放心錢鍾書一人下放農村。
由於這次下放是所謂「連鍋端」——含有拔宅下放、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所以連一時沒用的東西，暫時不穿的衣服，自己寶貴的圖書、筆記等等，一概帶走，大包、小包行李一大堆。當時他們的女兒阿圓、女婿德一，各在工廠勞動，不能叫回來幫忙。他們休息日回家，就幫著收拾行李，並且學別人的樣子，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捆，防止旅途摔破或壓塌。楊絳的感嘆十分耐人尋味：「可惜能用粗繩子纏捆保護的，只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李；這些木箱、鐵箱，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
經受折磨，就叫鍛煉；除了準備鍛煉，還有什麼可準備的呢？準備的衣服如果太舊，怕不經穿；如果太結實，怕洗來費勁。楊絳已久不縫紉，胡亂把耐髒的綢子用縫衣機做了個毛毯的套子，準備經年不洗。她補了一條褲子，坐處像個布滿經線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龜殼。錢鍾書倒很欣賞，說好極了，穿上好比隨身帶著個座兒，隨處都可以坐下。她還說：
「不用籌備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於家人團聚，等幾時女兒和德一鄉間落戶，待他們迎養吧。
到了先遣隊臨行之日，楊絳和他們的女兒、女婿一起到火車站，為錢鍾書送行。他們擠上火車，找到個車廂安頓下來。這時他們的心情是沉重的，楊絳和錢瑗差點流下淚水。錢鍾書看在眼裡，不等開車，就催促他們快回去。他們三人就下車，痴痴站著等火車開動。
此時此景，楊絳不禁想起三十年代的出國留學：
我記得從前看見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的小火輪，送行者就把許多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那一條條彩色的紙帶先後迸斷，岸上就拍手歡呼。也有人在歡呼聲中落淚；迸斷的彩帶好似迸斷的離情。這番送人上幹校，車上的先遣隊和車下送行的親人，彼此間的離情假如看得見，就決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斷。
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詞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大家都放了學去歡送。楊絳記得，「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著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卻說錢鍾書等多人作為先遣人員到達羅山縣的五七幹校。羅山地處窮鄉僻壤，而幹校又設在遠離縣城的一個土積塵封的勞改營。他們先打掃這個廢棄多年的勞改營，當晚在草鋪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第二天忽然又下了一場大雪，滿地泥濘，天氣驟寒。
十一月十七日，大隊人馬來到，八十幾個單身漢聚居一間屋裡，分睡在幾個炕上。有個跟著爸爸下放的淘氣小男孩兒，臨睡常繞炕撒尿一匝，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鎮上去買吃的：有燒雞，還有煮熟的烏龜。楊絳問錢鍾書味道如何，他卻沒有嘗過，只悄悄做了幾首打油詩寄她。
羅山無地可耕，幹校無事可干。過了一個多月，幹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著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嶽。那裡比羅山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
幹校的活是拉大車，脫坯，造磚，蓋房。錢鍾書和俞平伯等幾位「老弱病殘」者受到照顧，幹些雜活、輕活。據說有一個笑話講錢鍾書和丁聲樹（著名的語言學家）兩位一級研究員，分配燒開水，可是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被人們戲稱為「錢半開」、「丁半開」。楊絳則為他們辯護：鍋爐設在露天，大風大雪中，要燒開一鍋爐水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笑話畢竟還是笑話。
這時，楊絳在北京已不太平，她除了無休止的「學習」、「檢討」之外，挖防空洞，做磚頭。挖完了防空洞——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建築，就把圖書搬來搬去。捆，扎，搬運，從這樓搬到那樓，從這處搬往那處；搬完自己單位的圖書，又搬別單位的圖書。
有一次，他們到一個積塵三年的圖書館去搬出書籍、書櫃、書架等，要騰出屋子來。有人一進去給塵土嗆得連打了二十來個噴嚏。他們儘管戴著口罩，出來都滿面塵土，咳吐的儘是黑痰。楊絳記得那時候天氣已經由寒轉暖而轉熱。沉重的鐵書架、沉重的大書櫥、沉重的卡片櫃——卡片屜內滿滿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輕人狠命用肩膀扛，貼身的衣衫被磨破，露出肉來。這又使她不禁驚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楊絳感到，「弱者總佔便宜；我只幹些微不足道的細事，得空就打點包裹寄給幹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寫家信；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白天黑夜都寫。這些信如果保留下來，如今重讀該多麼有趣！但更有價值的書信都毀掉了，又何惜那幾封。」
楊絳還幫助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同事。有一位年輕人鄭土生也被打成純屬子虛烏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分子」，逼他承認，不承認不招供只有死路一條。這無疑等於死罪，他想到了自殺。當時他欠楊絳七十五元錢，一九七○年四月七日，他把自己五十元的存摺和二十五元錢塞進楊絳辦公桌的抽屜里，留個條子給她，準備坦然地離開人世。第二天，楊絳一發現，中午趕快到辦公室，看見鄭土生一人坐在辦公桌前低頭髮呆，那時他已打算待辦公室人走後自殺。這時楊絳立即快步走過他跟前把一個小紙包放在他的書桌上。鄭土生打開紙包，除了他的存摺和二十五元錢外，還有楊絳寫的字條，上面寫著：
「來日方長，要保重身體；要耐心、冷靜、堅強。這些錢我不需要，你自己買些生活必需品吧！」
楊絳自己身處逆境，對這樣一位人人怕受牽連、避之惟恐不及的「五一六」分子給予極大的關心愛護和鼓勵，使鄭土生在黑暗中見到光明，從此鼓起了勇氣，頑強不屈地生存下去。鄭土生後來成為著名的莎士比亞研究專家，是中國最完備的《莎士比亞全集》的主編。
還有一位年輕人冀元璋，雖然在「文革」初期參加了對楊絳的批鬥，此時，他也被當作「五一六」分子抓了起來。他家在農村，妻子務農，父親在家長年卧病，家裡生活非常艱難，他省吃儉用，每月的工資都寄回家中，還要四處借債。當他被抓起來，全家陷入絕境時，是楊絳不計前嫌，伸出了援助之手，她每月從工資里拿出錢來寄到他家，幫他渡過了難關，並支持冀元璋堅持原則，不要向邪惡勢力屈服。楊絳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這位年輕人。
楊絳還同樣關心、幫助所里其他受冤枉的年輕同志。她的正義感贏得了人們的愛戴。在北京挖地道期間，攤派每戶做磚，一人一百塊，自己挖土借工具，做好後自己送交上去，據此，楊絳一家三口就得做三百塊。她的丈夫已下幹校，女兒在廠勞動，女婿也離開了人世，這可使得手無縛雞之力的她大感為難，她向監管的紅衛兵小將求救，商量以代他打一套毛衣交換。這位紅衛兵小將也知道楊絳錢鍾書都是好人，一口答應，與所里其他年輕人一道為楊絳做好了磚並代她交上，卻不肯要她打毛衣。楊絳要下幹校，所里的年輕人主動為她捆紮行李幫她託運。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