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樣層出不窮。
有一天，錢鍾書回家，頭髮給人剃掉縱橫兩道，現出一個「十」字，這就是所謂「怪頭」。幸好楊絳向來是他的理髮師，趕緊把他的「學士頭」改為「和尚頭」，抹掉了那個「十」字。而他的一個「同夥」因為剃了「怪頭」，飽受折磨。理髮店不但不為他理髮，還給他扣上字紙簍子，命他戴著回家。
不久，楊絳也「恭逢其盛」，受到同樣的遭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這是楊絳不幸的一天——早上她翻譯的「黑」稿子《堂吉訶德》被沒收，晚上又給剃成「陰陽頭」。當天，宿舍里有個「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燒，扔在抽水馬桶里。不料衝到底層，把馬桶堵塞了。住在樓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為「權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馬桶里的紙片撈出漂凈，敬獻革命群眾。
這就引起宿舍里的又一次「揪斗」。楊絳回家雖然較晚，但進院就看見大樓前的台階上站滿了人，大院里也擠滿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兒匠的愛人，她一見楊絳就偷偷擺手。楊絳心知不妙，卻又無處可走，正遲疑間，只見平房裡的張大媽對她呶呶嘴，示意叫她退出去。可是「極左大娘」已經看見楊絳了，提著名字喝住，她只好走上台階，站在丈夫旁邊。
楊絳夫婦都是陪斗。那個用楊柳枝猛抽楊絳的姑娘拿著一把鋒利的剃髮推子，把兩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楊絳都剃去半邊頭髮，剃成了「陰陽頭」。有一位家庭婦女不知什麼罪名，也在其中。她含淚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著求告，總算倖免剃頭。楊絳則不願長他人志氣，求那姑娘開恩，就由她剃光了半個頭。
當時剃了「陰陽頭」的，一個是退休幹部，她可以躲在家裡；另一個是中學校長，向來穿幹部服、戴幹部帽，她可以戴著帽子上班。而楊絳沒有帽子，大熱天也不能包頭巾，卻又不能躲在家裡。
錢鍾書急得直說：
「怎麼辦？」
楊絳安慰他說：
「兵來將擋，火來水擋；總有辦法。」從二樓走上三樓的時候，果然靈機一動，想出個辦法來。她的女兒錢瑗幾年前剪下兩條大辮子，她用手帕包著藏在櫃里，這會子可以用來做一頂假髮。她找出一隻掉了耳朵的小鍋做楦子，用丈夫的壓發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她想不出別的方法，也沒有工具，連糨糊膠水都沒有。
就這樣楊絳費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頂假髮，害得錢鍾書整夜沒睡安穩。她笑說，小時候老羨慕弟弟剃光頭，洗臉可以連帶洗頭，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個光頭。果然，羨慕的事早晚會實現，只是變了樣。
楊絳自恃有了假髮，「陰陽頭」也無妨。可是一戴上假髮，才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根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而且光頭戴上假髮，顯然有一道界線。剪下的辮子擱置多年，已由烏黑變成枯黃色，和她原來的黑髮色澤不同——因為那時候她的頭髮還沒有花白。
第二天，楊絳戴著假髮硬擠上一輛車，進不去，只能站在車門口的階梯上，比車上的乘客低兩個階層。她有月票，不用買票。可是售票員一眼識破了她的假髮，對她大喝一聲：
「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
楊絳連忙聲明自己不是「黑幫」。
「你不是黑幫是什麼？」售票員看著楊絳的頭髮，乘客都好奇地看她。她心想：「我是什麼？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名稱都不美，還是不說為妙。」她心裡明白，等車一停，立即下車。從此一年之內，楊絳不敢乘車，全靠兩條腿走路。
即使走在馬路上，楊絳也時刻擔心惹出是非，遇到不測。她說：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髮就伸手來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當街出彩。我託人買了一隻藍布帽子，可是戴上還是形跡可疑，出門不免提心弔膽，望見小孩子就忙從街這邊躲到街那邊，跑得一溜煙，活是一隻過街的老鼠。默存願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鏡又剃光頭的老先生，保護不了我。我還是獨走靈便。」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宿舍大院的平房裡忽然出現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他召集大樓里的「牛鬼蛇神」去訓話，楊絳也在其中。他下令從此以後每天清早上班之前，不準亂說亂動，只准掃大院，清除垃圾，改造思想……不勝其煩。楊絳心想：我們這群「牛鬼蛇神」是最馴良、最和順的罪犯，不論誰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為一經「揪出」，就不在人民群眾之中，而在人民群眾之外。如果拒不受命，就是公然與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腔」是「相信黨，相信人民」，雖然在此時，不知有誰能看清黨在哪裡，人民又是誰。
這時候，楊絳家裡的阿姨順姐被迫離開了。他們生活上的許多事情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眾已通知煤廠不得為他們家送煤。他們日用的蜂窩煤餅，一個個都得自己到煤廠去買。
即便是鹹菜、土豆當然也得上街買。賣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樣尖利，眼睛總盯著楊絳的假髮。有個大娘滿眼敵意，冷冷地責問她：「你是什麼人？」楊絳不知該怎麼回答，以後就和丈夫交換任務：他買菜，自己買煤。
楊絳每天下班路過煤廠，買三塊大煤、兩塊小煤，用兩隻網袋裝了一前一後搭在肩上，因為她在所里掃地掃得兩手無力，什麼都拿不動了。煤廠工人是認識她的。他們明知是「牛鬼蛇神」，卻十分照顧。她下班趕到煤廠，往往過了營業時間，他們總放她進廠，叫她把錢放在案上，任她自取煤餅。有一次煤廠工人問楊絳：
「你燒得了這麼多煤嗎？」
「六天買七天的，星期日休假。」她說。
他們聽她還給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給楊家送煤的老田說：「乾脆我給你送一車吧。」他果然悄悄兒給她送了一車煤。楊絳央求他給同在難中的李健吾和唐棣華家也送些煤，這位師傅也給送了。這事不幸給「極左大娘」知道，立即帶著同夥趕到煤廠，制止了送煤行動。
回顧這段困苦不堪的經歷，楊絳沉痛地說道：我雖然每天胸前掛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卻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巋然不動」。打我罵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況我所遭受的實在微不足道。至於天天吃窩窩頭鹹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覆自慰：假如我短壽，我的一輩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這樣那樣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里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 。「文革」把一切都顛倒過來了。按照「顛倒過來」的原則，文學所原來打掃衛生的臨時工小劉當起了領導，負起監督文學所全體「牛鬼蛇神」的重任。楊絳和錢鍾書、何其芳、俞平伯、陳翔鶴等專家都屬她監管。楊絳掃廁所，錢鍾書掃大院。他們每天不是勞動改造，就是寫檢查，一切正常的業務活動均被取消。
楊絳心上慨嘆：這回我至少可以不「脫離實際」，而能「為人民服務」了。
楊絳乾的是小劉原來的活兒。楊絳仔細看過那兩間污穢的廁所，也料想她這份工作是相當長期的，絕不是三天兩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於是她就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還帶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兒，放在廁所里。不出十天，她把兩個斑駁陸離的瓷坑、一個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廁所的門窗牆壁都擦洗得煥然一新。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製成，鏟刮掉多年的積污，這樣雖有破缺，仍然雪白鋥亮。三年後，翻譯家潘家洵的太太對楊絳說：「人家說你收拾的廁所真乾淨，連水箱的拉鏈上都沒一點灰塵。」
楊絳還回憶說：「小劉告訴我，去污粉、鹽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領取。小劉是我的新領導，因為那兩間女廁屬於她的領域。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領導。她尊重自己的下屬，好像覺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遠勝於她，卻絲毫沒有忌妒之心，對我非常欣賞。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點沒有架子，馬上就拿給我。」這種話只有幽默感十足的楊絳才說得出，叫人忍俊不住。在「文革」這一特殊條件下，楊絳認為，「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其一，可以躲避紅衛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銷毀「會生麻煩的字紙」；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識的自由」，擺脫「多禮」的習慣，看見不喜歡的人「乾脆呆著臉理都不理」，「甚至瞪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絕沒有誰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為了免卻擴散餘毒，學部的「牛鬼蛇神」被分別集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