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以後，楊絳回到研究所上班。經歷了下鄉鍛煉，重又為人師表，她依舊循循善誘地指導青年研究人員的翻譯工作。據董衡巽撰文回憶，他「一直想向楊絳先生學點翻譯的本事」。那時，董衡巽試譯了一篇英國小說家薩基的短篇小說《開著的窗門》(The Open Window)，去向楊絳求教。
楊絳二話沒說，很爽快地答應下來。她很快就看完了，立即找董衡巽談話。她頭一句話是問：
「你是不是朱光潛先生的高才生？」
董氏嘴上說「不是，不是」。心裡不無得意，等著表揚。
他拿過譯稿一看，臉刷地紅了起來。只見譯稿上面打了十幾個問號。他一下子懵了，心想自己譯得非常用心，怎麼會有這麼多錯？
楊絳問董衡巽：「你是怎麼翻譯的？」
「我是這樣翻譯的：頭一遍對著原文邊查字典邊譯，譯得很慢，第二遍潤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後謄清，謄的時候再改中文。」答道。
「你這個方法不對，你譯第二遍第三遍的時候，應該更加嚴格對照原文，看譯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沒有走樣。」
董衡巽說：「我知道了。」
回家以後，董衡巽仔細琢磨楊絳打問號的字句，發現自己錯誤分兩類。第一類是原文把握不住，摸不透含蓄語詞的真意，或者看不出字句尖新之處，這也許是英語水平問題；第二類屬於態度問題：自己心裡偏愛某個詞，不管同原文貼切到什麼程度，便擅用了，還有，原文細微的地方，照顧不過來，來一個簡化處理，企圖馬虎過去。
董衡巽非常感激楊絳老師的幫助，他說過，我「所犯的錯誤可能是學者的通病，但楊先生這次談話給我上了一堂端正態度的啟蒙課。我頭一次感到翻譯是一件難事，這難首先難在態度。即使屬於水平方面的問題，如果竭盡全力反覆琢磨，也會減少一點錯誤。也許可以這樣認為：認真的翻譯和不認真的翻譯，對於同一個譯者來說，效果的差別會是驚人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楊絳身邊親受馨欬的青年，遠不止董氏一人。
當時，楊絳和錢鍾書作為「白旗」受到批判之後，他們更加體貼，互相照應，雖說噤若寒蟬，但依然享受著生活的情趣，社科院同事朱寨的一段回憶，可以使我們看到他們此時日常生活之一斑：
那是一九五八年秋季，當時文學所雖然已脫離北大歸屬中國科學院，而機關仍在西郊中關村。當年的中關村，真是名副其實的郊野風味。樹木鬱鬱蔥蔥，田園綠陰，特別是夕陽餘暉中，景色更是宜人。此時，錢鍾書先生與夫人楊絳女士正在田間道路上並肩散步。我因家在城裡，晚上要乘公共汽車回城，於是便偶然相遇了。我對他們早有所聞，便主動迎向前去打招呼。未料，他們對我這個新來人似乎也有所聞，正因為是新來者的緣故，對我格外客氣熱情。相間之下，錢先生並不像他的名氣容易讓人設想的居高臨下，反倒謙遜得有些拘謹靦腆。當我表示久仰的時候，他羞赧地抱起雙拳，「呶呶呶……」地搖著頭後退。本來楊絳女士仰著甜美的笑臉，還要詢問懇談些什麼，也只好後退，催我去趕車：「不耽誤你回家。」他們並立，一定讓我先行，就這偶然一回便熟了。
我站在公共汽車站站牌下等車，還能看到他們漫步的身影。可以看到，他們不僅對我，對其他路人也都客氣謙讓；即使路上沒有其他行人，他們也都走在道邊 。
一九五九年，楊絳忍不住技癢，又開始寫研究文章。她的《論薩克雷〈名利場〉》（原題《薩克雷〈名利場〉序》）就是這時寫作的。該文是楊絳為她的小妹楊必翻譯的英國古典名著《名利場》一書而寫的，發表在《文學遺產》一九五九年第三期上。
楊必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分配至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業餘時間翻譯了《名利場》，此前，她還曾翻譯出版過《剝削世家》。薩克雷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名利場》被公認為英國文學的一個里程碑，甫一出版，大受青睞。
楊絳在論文中引用馬克思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對薩克雷的論述作為自己評論的開始，并力圖使用當時流行的階級分析觀點來探討薩克雷及其《名利場》，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按照薩克雷原話和《名利場》原本，做到字字有來歷，句句有出處。楊絳對薩克雷描摹真實、宣揚仁愛等作了客觀的評價。孰料，文章發表後，又引來一陣批判，被扣上鼓吹寫「真實論」、「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
其實，楊絳在文章中分明指出過，「《名利場》揭露的真實就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薩克雷說，描寫真實就必定要暴露許多不愉快的事實。他每到真實，總說是『不愉快的』，可是還得據實描寫」。「薩克雷不僅描寫『名利場』上種種醜惡的現象，還想指出這些現象的根源。他看到敗壞人類品性的根源是籠罩著整個社會的自私自利」。「他描寫人物力求客觀，無論是他喜愛讚美的，或是憎惡笑罵的，總是他們的好處壞處面面寫到，決不因為自己的愛憎而把他們寫成單純的正面或反面人物」。楊絳還寫到：「但是薩克雷寫人物還有不夠真實的地方。譬如利蓓加是他描寫得非常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們似乎把她寫得太壞些。何必在故事末尾暗示她謀殺了喬斯呢。照薩克雷一路寫來，利蓓加心計很工巧，但不是個兇悍潑辣的婦女，所以她儘管不擇手段，不大可能使出凶辣的手段來謀財害命。薩克雷雖然在暗示，卻沒有肯定她謀殺，可是在這一點上，薩克雷好像因為憎惡了利蓓加這種人，把她描寫得太壞，以至不合她的性格了。」楊絳認為，薩克雷和英國小說家斐爾丁一樣，喜歡夾敘夾議，對此，她直言不諱：「作家露面發表議論會打斷故事，引起讀者嫌厭。」可謂一語中的。
在論文的最後，楊絳以平實的口氣總結道：《名利場》在英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薩克雷用許許多多真實的細節，具體描摹出一個社會的橫切面和一個時代的片斷，在那時候只有法國的司湯達和巴爾扎克用過這種筆法，英國小說史上他還是個草創者。他為了描寫真實，在寫《名利場》時打破了許多寫小說的常規。這部小說，可以說在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發展史上開闢了新的境地。《論薩克雷〈名利場〉》發表後，根據文學所領導的要求，楊絳開始了對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的研究與翻譯工作，這期間只撰寫了幾篇文學評論。其中《藝術是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發表於《文學評論》一九六二年第六期，《堂吉訶德和〈堂吉訶德〉》發表於《文學評論》一九六四年第三期，《李漁論戲劇結構》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一集）上。這些論文展現了楊絳獨特的藝術鑒賞力和比較文學的功力。
為了譯好《堂吉訶德》，楊絳從一九五九年初開始自學西班牙文，學了兩年，一九六一年開始動手翻譯，至一九六六年她已經完成工作的四分之三。由於「文革」的干擾不斷，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完成，這是後話。
據楊絳先生對胡真才說，早在一九五七年，國家計畫翻譯出版「三套叢書」（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和《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成立了「三套叢書編委會」。其時《堂吉訶德》被列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選題之一，編委會領導、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因讀過她翻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決定請她翻譯《堂吉訶德》，並告訴她從哪種文字轉譯都可以。當時她找了五種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譯本細細對比。她說：「五種譯本各有所長和不足，很難確定用哪一個更好。我覺得任何譯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對原作忠實，只能從原文翻譯。」已掌握兩門外語的楊絳先生為譯好《堂吉訶德》，毅然決定再學西班牙語：「一九六○年三月，我讀畢《西班牙文入門》後，便開始閱讀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說。由淺入深，漸漸能讀懂比較艱深的文章了。」這時，楊絳先生選擇了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馬林編注的最具權威性的《堂吉訶德》版本開始翻譯。後來楊絳回顧說：「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粉碎。十一月二十日，《堂吉訶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後，我又將全書通校一遍，於五月初送交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底，《堂吉訶德》出版。六月，適逢西班牙國王、王后來中國訪問。我參加國宴，小平同志為我介紹西班牙國王、王后。小平同志問《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我在握手間無暇細談，只回答說『今年出版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後，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請楊絳先生訪問西班牙，楊絳均以自己「口語不佳」而謝絕，但她又覺得這樣做有失禮貌，後來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前往西班牙訪問，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熱情款待。一九八六年十月，西班牙國王頒給楊絳「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以表彰她對傳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貢獻。二十多年來，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本、「世界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