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忙的政治學習之餘，楊絳十分嚮往平靜的書齋生活。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她寫過幾篇有關外國文學的長篇論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楊絳對人曾說過，「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一九五八年進城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藉此『遁身』而已。」
楊絳的《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與實踐》一文發表於文學所主辦的《文學研究》季刊一九五七年第二期上，後易名為《斐爾丁的小說理論》。
斐爾丁（1707～1754年）是英國十八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家，被文學史家公認為英國小說的鼻祖。他的作品受到馬克思的愛好以及司各脫、薩克雷、高爾基的推重。斐爾丁出生於英國西南薩默塞特郡一個家道中落的貴族家庭，年輕時曾求學於伊頓公學和荷蘭的萊頓大學。破落家庭的生活，對他一生的文學創作影響頗深。斐爾丁是由劇本創作步入文壇的，曾創作二十幾部劇本。斐爾丁的文學成就主要在小說，除了代表作《湯姆·瓊斯》之外，還寫有《約瑟夫·安德魯斯的經歷》、《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阿米麗亞》等三部小說。這些小說屬於流浪漢小說範疇，具有現實主義的諷刺意味。
斐爾丁不僅是傑出的小說家，而且還是一位小說理論家，但他的論點比較零碎，沒有系統的理論專著，分散於他小說的獻詞、序言和《湯姆·瓊斯》每卷的第一章以及各部小說的敘事正文等。斐爾丁的理論大部分來源於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賀拉斯的《詩藝》。他熟悉希臘羅馬的經典，他自己說，他常把古代好作品的片斷翻譯出來應用，不注原文，也不指明出處。後人要把斐爾丁的小說理論整理出來，作一番條分縷析的闡述，是相當有難度的。楊絳克服重重困難，通過原著，不藉助譯本，成功地達到目的。正如她自己所云：「我們若要充分了解他的理論，就得找出他的藍本對照一下。因為斐爾丁自己熟讀經典，引用時往往籠統一提。我們參看了他的藍本，才知道他籠統一提的地方包含著什麼意義，並且了解他在創作中應用了什麼原則，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在對照中可以看出他推陳出新的地方。」
楊絳的長篇論文《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從七個方面分析了斐爾丁的小說理論：
一、「散文體的滑稽史詩」。斐爾丁把自己的小說稱為「散文體的滑稽史詩」。他的小說理論，簡單地來說，無非是把小說比作史詩。他要求師法古希臘羅馬史詩，場面廣闊，人物繁多，結構複雜，故事不是悲劇性的而是喜劇性的，不用韻文而用散文，不寫英雄而寫普通人物。總之，斐爾丁推崇場面廣闊、人物眾多的滑稽故事。
二、嚴格模仿自然。斐爾丁把一切規律納入一條總規律：「嚴格模仿自然」。無論描寫人物還是敘述故事，他都強調「嚴格模仿自然」。楊絳指出，斐爾丁「所謂『模仿』無非表示他師法經典作家——師法自古以來大家公認為合乎自然的作品，並不是亦步亦趨地依傍學樣」。在描寫人物方面，斐爾丁認為應該嚴格模仿自然，不誇張，不美化，寫出人物的性格、人物的類型。他還認為小說家不但要寫出同類人物的共性，還需要寫出每個人的特性。在敘說故事方面，斐爾丁「認為小說家的職責是據事實敘述」，「打定主意，決不討好任何人」，「不寫不可能的事，不寫不合情理的事」，總之「要從事實上概括出人生的真相，選擇稀奇有趣的事，按人生真相加以描摹」。
三、「滑稽史詩」的取材範圍。斐爾丁說，他的題材無非人性，但是他只寫可笑的方面。楊絳指出：「斐爾丁認為可笑的根源出於虛偽。虛偽又有兩個原因：虛榮和欺詐。出於虛榮的作偽不過掩飾一部分真情，出於欺詐的作偽和真情完全不合。揭破虛偽，露出真情，使讀者失驚而失笑，這就寫出可笑的情景。……從斐爾丁本人的話和他根據的理論，可見斐爾丁所謂可笑，是指人類的偏僻，痴愚，虛偽等等；笑是從不相稱的對比中發生的。」
四、笑的目的以及小說的目的。楊絳一再說明，斐爾丁承認貼合自然的作品所引起的笑更有意義，也更有教益。這種有意義有教益的笑不是為諷刺個人，卻是要「舉起明鏡，讓千千萬萬的人從中照見自己的丑相，由羞愧而知悔改」。總之，斐爾丁認為一切小說都該在趣味中摻和教訓。寫小說的宗旨就是要兼顧娛樂和教誨，在引笑取樂之中警惡勸善。
五、小說家必具的條件。楊絳歸納了斐爾丁所說的小說家的四個條件：第一是天才；第二是學問；第三是經驗；第四是愛人類的心。
六、講故事和發表議論。斐爾丁小說喜歡發議論，往往扯到題外去。斐爾丁的讀者往往嫌那些議論阻礙了故事的進展，或者草草帶過，或者竟略去不看。這顯然違反亞里士多德的主張：「詩人露面說話越少越好。」但斐爾丁本著他作者自定規則的精神，聲明自己有權利搬個椅兒坐在台上，指點自己戲裡的情節和人物，來作一番解釋和批評。
七、「滑稽史詩」與傳記。斐爾丁的《湯姆·瓊斯》按題目就是傳記。楊絳指出，斐爾丁所謂傳記即史詩，而不是傳奇，是寫現實的小說。因為傳奇冒充真實，滿紙荒唐，沒有教育意義，他這才把自己的小說叫做「滑稽史詩」。
楊絳在這篇文章中通過對斐爾丁的分析，探討了西方早期小說理論的沿革。值得注意的是，楊絳雖然博覽群書，作了大量的案頭工作，卻很少在正文中長篇大論地廣徵博引。楊絳只是在注釋中說明出處，目的是為了給人們一個確切的線索。其中一段以六百餘字的篇幅扼要複述亞里士多德關於悲劇和史詩的議論，十分清晰明了，即便從未接觸過《詩學》的讀者也絕不至於「擱淺」。體現出她潛心學術又非常真誠的治學態度。
楊絳在這篇文章結束時說：「從斐爾丁的作品裡撮述了他的小說理論，也許可供批判借鑒之用。」然而學術研究引來的卻是對她自己的批判。因為楊絳沒有用當時流行的「階級分析」的觀點去分析斐爾丁的「滑稽史詩」、「摹仿自然」的理論，因而是不合時宜的。
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沉重的一頁，其標誌是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是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規定了整風運動的目的、內容、方針和方法。此後，以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為號召的整風運動逐步展開。
據《人民日報》記者金鳳介紹，在鳴放期間，有不少人動員楊絳和錢鍾書鳴放，楊絳記得，先後有吳晗、蕭乾、浦熙修、姚芳藻等人前來動員他們鳴放，他們就是一言不發。他們不願「奉旨鳴放」。不喜歡起鬨。楊絳對錢鍾書說，飯少出去吃，話少講，我們不願隨波逐流。
楊絳看到，有人平時「惟上是從」，「鳴放」中卻把共產黨說得一無是處。在一次會議上，到會的一位同事提出「文學研究所還在『找爸爸』」（意即文學所無人領導）。隨後，楊絳打電話給做記錄的馮鍾璞，希望她把發言記錄中的「文學所找爸爸」的話刪了。因為不符合事實。
「反右」開始，勸他們夫婦發言的人一個個大都被劃為「右派」。馮鍾璞對楊絳說：「楊先生你為什麼有先見之明？」
楊絳說：「我毫無先見之明，只是不喜歡跟著起鬨而已。」
夫婦倆的日子過得非常小心謹慎，他們看到了親友以及文學所的同事，相繼落難，有傅雷、儲安平、錢基厚、周勃、陳涌等等。
接下來的一九五八年，又是一個熱昏的年頭，在「大躍進」後隨之而來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錢氏夫婦雙雙受到嚴厲批判，成為眾矢之的。按照當時的邏輯：中國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乃「封、資、修」文學，充滿毒素，他們對此不加批判，卻大為讚賞，這是公開放毒，貽毒群眾。於是，他們成為非拔掉不可的一面「資產階級的白旗」。
有人在報刊上發表批判文章，稱楊絳的《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一文是「一面白旗」，「不但不能幫助讀者正確理解斐爾丁這位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反而歪曲、貶低了斐爾丁作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介紹了大量資產階級的文藝觀點。論文的作者抹殺文學的社會意義，忽視典型人物的階級內容，曲解現實主義。論文的作者不顧作品的思想內容，用繁瑣的考證、對比的方法孤立地而且捨本逐末地研究作品的形式和技巧問題，結果當然只能鑽了牛角尖，這樣的論文會給我們文學工作帶來有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