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楊絳得到一張綠色的觀禮條，五月一日勞動節可到北京天安門廣場觀禮。
「五一」清晨，楊絳興沖衝上了大汽車，一眼看到車上有個戴綠條兒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到了天安門大街，楊絳跟著「綠條兒夥伴」過了街，在廣場一側找到了觀禮台。
太陽高掛，台上好幾排長凳上都坐滿了人，楊絳憑短牆站立好久，後來又換在長凳盡頭坐了一會兒。可是除了四周的群眾，除了群眾手裡擎著的各色紙花，她什麼也沒有看見。
忽然遠處傳來消息：「來了，來了！」
群眾在歡呼，他們手裡舉的紙花，匯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領袖在天安門上出現了。楊絳接下來就聽見遊行隊伍的腳步聲。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鴿，又迸出千百個五顏六色的氫氣球，飄揚在半空中，有的還帶著長幅標語。遊行隊伍齊聲喊著口號。她看到一簇簇紅旗過去，聽著口號和步伐聲，知道遊行隊伍正在前進。她踮起腳，伸長腦袋，遊行隊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見，只是群眾的紙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遊行隊伍過後，楊絳趕車回家。
回到家裡，家人問楊絳看見了什麼，她卻回答不出，相反她倒有點茫然。
楊絳想：雖然啥也看不見，雖然沒有「含著淚花」，淚花兒大約也能呼之即來，因為「偉大感」和「渺小感」同時在心上起落，確也「久久不能平息」。「組織起來」的群眾如何感覺，她多少領會到一點情味。
在此前後，楊絳開始翻譯法國作家勒薩日的名著《吉爾·布拉斯》。
勒薩日（1668～1747年）是十八世紀初葉法國著名的小說家。他出生於布列堪尼一個公證人的家庭，是個獨生子。他一生當過律師，在稅務局當過小職員，以後就以寫作為生。當時文人多投靠權貴，他卻性情倨傲，不屑與貴人周旋。他所寫的劇本只在大眾化的市場劇院上演，因而受到平民們的擁護和愛戴。
勒薩日寫過劇本和小說，劇本以喜劇《主僕爭風》、諷刺劇《杜卡萊先生》最為著名，小說除《跛腿魔鬼》之外，以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最為傑出，它可以被視作是法國十八世紀上半葉最優秀的現實主義小說之一，並曾經受到過馬克思的好評。楊絳也十分欣賞勒薩日的作品，她曾在一篇論文中稱：「十八世紀初期勒薩日的現實主義小說《吉爾·布拉斯》不冒稱歷史，從此小說才不向歷史依草附木，而另開門戶，普萊復（Prevost）、馬里伏（Marivaux）等繼起直追。 」
小說深受《小癩子》的影響，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手法，通過吉爾·布拉斯這個出身貧寒家庭的少年的發跡事實，對處於封建制度崩潰前夕的法國社會生活，作了極為生動、真實的描寫，並塑造了一個出身於市民階層、靠投機取巧致富得勢的典型。
《吉爾·布拉斯》通常被稱為流浪漢小說。但主人公與一般流浪漢略有不同：他沒有在飢餓線上掙扎，還受過些教育。他由後門小道投靠權貴，為他們幫閑，晚年做起了大官，擁有財產。楊絳對這位作家的研究心得是：吉爾·布拉斯是個「通才」，他……沒甚本事，卻有點小聰明；為人懦怯，但逼上絕路也會拼一拼。所以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混混；做醫生、做傭人、做管家、做大主教或首相的秘書，樣樣都行，哪裡都去得。而且他從不喪氣，壞運氣壓他不倒，摔下立刻爬起，又向前邁步。他又觀察精微，做了事總要反省，對自己很坦白。一部暴露社會黑暗的小說，正需要這樣一位主角，帶著讀者到社會每一階層每一角落去經歷一番。
吉爾·布拉斯不僅帶讀者一處處經歷，也在經歷中一點點改變。他從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夥子，漸漸變成謹慎持重的大鄉紳，從只想創一份家業的窮人，漸漸變成歸田退隱的闊佬。他從鄉下佬變成伶俐小子，變成巴結的傭人，變成無恥的走狗，變成看破勢利的「清高」紳士。他從每次經歷得到教訓，為人行事隨著世事總有些改變。但是他的個性始終未變，吉爾·布拉斯是個「通才」，吉爾·布拉斯是運氣壓不倒的人，他在經歷中漸漸發展成熟。他雖然添了經驗，並沒把毛病改掉。他始終很虛偽，老年「歸隱」，還擺足臭架子，他吃一次虧，學一次乖，總沒有完全學乖；一次次受良心譴責，決心做好人，到名利關頭，是身不由己，什麼下流無恥的勾當都肯干，馬克思說吉爾·布拉斯在各種各樣的奇遇中始終是個奴才，勒薩日惟妙惟肖地寫了這種人物。
勒薩日不用工筆描畫，只用粗線條勾勒，吉爾·布拉斯的個性，在舉動言談和不同的境地中襯托出來……暴露社會的小說，牽涉到的方面愈廣，結構愈不易嚴密。作者不能用一個故事來包羅萬象，往往就用一個主角來貫串許多不連貫的故事，歌德說：「詩人想把世界上形形色色表達出來，所以寫的故事裡需要個名人做主角，把他當一條繩索，不論多少事，都可以掛上去。荷馬的《奧德賽》、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就用這辦法。」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還不僅是條繩索，他是個一貫的人格，他的個性，隨著他的經歷漸漸發展，因此又增加了小說的統一性。
勒薩日敘事輕快，從容不迫，偶爾也刻畫細緻。整部小說的敘事，就像吉爾·布拉斯的文筆一樣，「簡潔精切」，「筆致輕鬆」他用的是樸素的筆法，不喜雕飾 。楊絳的《吉爾·布拉斯》中譯本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為了適應當時的形勢，她寫譯本序言時學寫了一篇「八股文」，她稱之為「五點文」，因為只有五個點而不是八個股。說這部長篇小說是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這是從蘇聯文學史專著上抄來的，接著擺了五點：時代和社會背景、思想性、藝術性、局限和影響。儘管如此，楊絳沒有料到，這部受到馬克思讚賞、在西方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著，也會在風雲突變之際，連它的譯者一起，遭到極「左」分子的批判。
楊絳致力於翻譯事業，其翻譯實績深受專家學者的推崇。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初，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朱光潛就十分激賞楊絳的翻譯成就。在一次閑聊中，他的學生問朱光潛：
「全中國翻譯誰最好？」
朱光潛說這個問題可以分三個方面：散文（即小說）翻譯、詩歌翻譯和理論翻譯。
學生又追問道：「那麼散文翻譯誰最好？」
朱光潛回答：「楊絳最好。」
在這些學生當中，有一位名叫董衡巽，後來分配到文學所，與楊絳同一單位。那時候年輕人初進所里，只要條件允許，一般都有資深專家指導做研究工作。董衡巽歸楊絳領進門去。楊絳開始時謙虛，沒有答應，說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指導不了年輕同志，後來和他接觸稍多，覺得他對文學有點興趣，便同意了。於是，董衡巽成了楊絳的「門外」弟子。
楊絳對指導工作非常認真負責，她給董衡巽開列了英國當代文學的書目，指導閱讀，解答問題，耐心細緻。對他的翻譯習作精心批改，可惜好景不長，這些業務活動，不久便因參加下放勞動而中輟。董衡巽把楊絳的《吉爾·布拉斯》視作翻譯的典範，他回顧說：
為了提高翻譯水平，我讀了楊先生翻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讀的時候很感到一種語言文體美。譯文像行雲，像流水，從容舒緩，有時夾雜一些上海話，雖是方言，卻與自然流暢的譯文渾然一體。流浪漢體小說有時枝蔓橫生，但得力於譯文的可讀，我能一口氣讀完。不過，讀完之後，我產生過一點疑慮：原文也是這樣優美、這樣暢達嗎？其中有沒有譯者的「加工」？當時不無疑慮。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說。
最近讀到法國文學專家鄭永慧同志的文章。她說：「我在大學時看過《吉爾·布拉斯》原文，對勒薩日的文章有一定的印象，50年代讀楊絳的譯本時，就驚異於行文之流暢，用詞之豐富，認為完全符合茅盾同志的要求：『運用適合於原作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正確無遺地再現出來』，應認為是文學翻譯中卓越的範例。」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五日，文學所召開了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的第一次全所內外的學術討論會。楊絳和錢鍾書參加了這次會議。同時何其芳、陳涌、蔡儀、馮雪峰、劉綬松、錢學熙、羅大岡、李希凡、楊晦、陳秋帆、卞之琳、藍翎、范寧、馮至、潘家洵、俞平伯、舒蕪、周妙中、王佩璋、趙君圭、曹道衡、馮友蘭、林庚、吳興華、張岱年等人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就「一九五六年度科研成果」中何其芳的《論阿Q》一文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何其芳在文章中提出了三個觀點：一、典型性不全等於階級性；二、典型人物在生活中流行的常常是他最突出的特點，而不是他的全部性格；三、這種最突出的特點，可以是某一階級的特點，也可以說是不止一個階級的某些人物的性格上的相同的特點。阿Q屬於最後一類典型。由於當時社會科學領域正日益把階級分析法奉為唯一的研究方法，何其芳的論點大有無視階級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