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大會開後不久，《人民日報》上報道了清華大學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控訴大會的消息，還點了楊絳的名，說什麼：「×××先生上課專談戀愛。」
楊絳自認為，幸虧自己不是名人，點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三十多年後回首往事，她說：
我的安慰是從此可以不再教課。可是下一學期我這門選修課沒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個學生。我剛經過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作了檢討，決不能再消極退縮。我也認識到大運動里的個人是何等渺小。我總不能借這點委屈就摜紗帽呀！我難道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嗎？只好自我辯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他們怎麼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
雖然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鍊。當時，我火氣退去，就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癒合的。可是，往後我受批評甚至受鬥爭，總深幸這場控訴大大增強了我的韌勁 。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在這場被稱作「洗澡」的運動中，都像楊絳那樣富有韌勁，夯實了與命運搏擊的基礎，他們的生命過早地凋落了。在楊絳記憶的熒屏里，便留下若干影子。
楊絳一九八八年撰寫的《憶憶高崇熙先生》，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事例。高崇熙先生是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廠廠長。大家都承認他業務很好，可是卻說他脾氣不太好，落落難合。他的夫人高太太善交際，所以楊絳、錢鍾書夫婦儘管不善於交際，也和高家有些來往。他們發現高崇熙脾氣並不壞，和他很合得來。
一九五一年秋季的一個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楊絳夫婦一時興起，想出去走走。楊絳還記得高夫人送過鮮花來，還未去道謝。他們就步出南校門，穿過麥田，到化工廠去。
楊絳和錢鍾書進了工廠，拐彎曲折，到了高氏夫婦寓所。高太太進城去了，家裡只有高崇熙一人。他正獨坐在又像教室又像辦公室的客堂里，對錢氏夫婦的拜訪好像出乎意外，他請兩人坐下，拿了兩隻玻璃杯，為他們斟了兩杯水。高崇熙笑得很勉強，與他們酬答也只一聲兩聲。
錢鍾書乘機問起他們廠里的思想改造運動，他說：「沒什麼事，快完了。」
楊絳憑著女性的敏感，覺得高氏「心情不好」，自忖來得不是時候，坐不住了，就說是路過，順道看看，還要到別處去。說完便起身告辭了。
高崇熙並未挽留，卻殷勤送他們出來，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還直往外送。夫婦倆請他留步，他硬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廠的大門口。楊絳記得大門口站著個看門的，他站在那人旁邊，目送楊絳他們往遠處去。
在回家的路上，楊絳和錢鍾書琢磨來、琢磨去，總覺得有些納悶——高崇熙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著臉，他只是笑得那麼勉強，那麼怪。真怪！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字可以形容。
楊絳說：「他好像不歡迎我們。」
「不歡迎。」錢鍾書回答。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該走了。」
「他大概有事呢，咱們打擾他了。」楊絳道。
「不，他沒事，他就那麼坐著。」
「不在看書？」
「我看見他就那麼坐著，也不看書，也不做什麼事。」
「哦，也許因為運動，他心緒不好。」
「我問起他們廠里的運動，他說沒什麼事，快完了。」
「我覺得他巴不得我們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他們倆怎麼也沒有想到，高崇熙正在打自尋短見的主意！
只過了一天，星期二上午，傳來消息：化工廠的高崇熙昨天自殺了。據說星期一上午，工間休息的時候，高夫人和廠里的一些女職工在會客室里煮元宵吃，回隔壁卧房看見高崇熙倒在床上，臉已變黑，他服了氰酸。
聽到噩耗，楊絳既後悔又心酸：「只恨我們糊塗，沒有及時了解。」楊絳在回憶這件事時，最後還不忘捎帶一句：
「冤案錯案如今正一一落實。高先生自殺後，高太太相繼去世，多少年過去了，誰還記得他們嗎？」
還有一位人物，也使楊絳難以忘懷。那時，楊絳常常帶女兒去燕京東門外買水果的果園名叫虞園，園主虞先生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園林家，楊絳和他很熟。
虞先生約莫五十多歲，頭髮已經花白，他和藹可親，富有教養，有一次楊絳和女兒進園，就看見虞先生坐在樹陰里看一本線裝書。楊絳很願和他聊聊天。
當小孩子進園買果子時，虞先生總把稍帶傷殘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給孩子。楊絳還常看見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樹，和工人一起勞動，工人都稱他「吾先生」——就是「我們先生」——這稱呼的口氣裡帶著擁護愛戴的意思。
楊絳和女兒去買果子，有時是工人掌秤，有時虞先生親自掌秤。桃子熟了，虞先生給個籃子讓他們自己挑好的從樹上摘。他還帶楊絳下地窖看裡面儲藏的大筐大筐蘋果。
「三反」運動剛開始，楊絳發現虞園氣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有些工人的氣勢好像比虞先生高出一頭。有一天楊絳去果園，開門的工人對她說：
「這園子歸公了。」
「虞先生呢？」楊絳問道。
「和我們一樣了。」
楊絳這才知道，虞先生同其他工人一樣，成了果園的僱員，拿同樣的工資，但他並不因此「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
一次楊絳看見虞先生仍在果園裡曬太陽，不過離果子攤兒遠遠的。他說，得離得遠遠的，免得懷疑他偷果子。還說，他吃園裡的果子得到市上去買，不能在這裡買，人家會說他多拿了果子。楊絳總是勸他把事情看開些，得隨著時世變通，反正他照樣為自己培植的果樹服務，不就完了嗎？果園畢竟是身外之物呀。
但是虞先生想不通，他自己學的園林學，也從事體力勞動，為何說他剝削人家，他受不了日常難免的腌臢氣。他悶了一程，病了一程，終於死於非命——自己觸電去世。楊絳為這一位朋友的不幸遭遇動容、傷心。因而在事隔三十年後，她寫下了沉痛的《「吾先生」——舊事拾零》一文。
「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後，知識分子的心境如何呢？楊絳的《洗澡》中的丁寶桂和朱千里兩人的對話，正可佐證——
丁 反正咱們都過了關了。從此以後，坐穩冷板凳，三從四德就行。他多一百斤二百斤，咱們不計較。
朱 不是計較不計較，洗了半天澡，還是他最香嗎！
丁 反正不再洗了，就完了。
朱 沒那麼便宜！
丁 難道還要洗？我聽說是從此不洗了。洗傷了元氣了！洗螃蟹似的，捉過來，硬刷子刷，掰開肚臍擠屎。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朱 這是一種說法。可是我的消息更可靠。不但還要洗，還要經常洗，和每天洗臉一樣。只是以後要「和風細雨」。
丁 怎麼「和風細雨」？讓泥母豬自己在泥漿里打滾嗎？
以後的形勢誠如書里的人物所言，學術文化界的「左禍」愈演愈烈，知識分子的祭壇慢慢地開始「升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