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楊絳、錢鍾書和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上海易幟之前，錢鍾書曾隨教育部訪問團訪問台灣，故台灣大學聘請他為教授，但他沒有答應。香港大學請他赴任文學院院長，他認為香港「不是學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為宜」，也沒有去。英國牛津大學則聘他為高級講師（Reader），他又以「倫敦的惡劣氣候」為辭，沒有去。楊絳的《幹校六記》的說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多條路不肯走呢？思想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我們只是捨不得祖國，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儘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 。」五十年後，楊絳在接受訪談時，針對「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時完全可以離開內地的，為什麼留下了呢」的問題，答道：「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當時離開有三個選擇，一是去台灣，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台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願去。」「我們的國家當時是弱國，受盡強國的欺凌。你們這一代是不知道，當時我們一年就有多少個國恥日。讓我們去外國做二等公民當然不願意。共產黨來了我們沒有恐懼感，因為我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們也沒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當時我們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們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國吧。」「很多外國人不理解我們，認為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我們是怎麼也不肯放棄的。」這確是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裡話。
上海於當年五月獲得解放。這時，楊絳、錢鍾書已接到清華大學的聘函。據說，北平和平解放後，他們兩人的老友吳晗和錢俊瑞受中共中央委託，對北大、清華實行接管工作。隨後，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聘請楊絳夫婦擔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出自吳晗的主意 。
這樣，楊絳舉家離開上海，定居北京，開始了新生活，從此再也沒有離開京城（除「文革」、「五七幹校」之外）。楊絳、錢鍾書曾在清華求學，度過了終身難忘的學生生涯，如今他們雙雙又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將在這裡執掌教鞭。他們夫婦於八月二十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二十六日到達清華。
錢鍾書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楊絳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的舊規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對此她就自稱「散工」。後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楊絳當專任教授，她卻只願做「散工」。她自己認為，因為她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她不參加，因為自己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她也不參加，因為她還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楊絳曾應系裡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她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在他們夫婦的眼裡，清華園變了，變得比以前更加熱鬧，變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與他們在一起，如吳晗、金岳霖、浦江清、馮友蘭、吳組緗、溫德等人都在清華任教授，楊絳心忖，他們可以相互幫助，相互砥礪，共創未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大事：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楊絳也甚為高興，與錢鍾書一起展望祖國的美好未來。
這時，人們的思想在變，校園的建設也在變，從教育思想到課程設置都在變。變化是正常的，但也有令人費解的地方。錢氏夫婦對為什麼現在開會特別多，學生們為什麼對文學沒有興趣，他們感到納悶。原因很好理解：中央絲毫也沒有放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造，浦江清在他的《清華園日記》中就說：「清華各團體自解放後，盛行檢討之風，而檢討之習慣並未養成，所以多意氣和裂痕。馮公（友蘭）說了一句舊話，說清華原有一句俗語：『教授是神仙，學生是老虎，辦事人是狗。』校務會在此刻無論怎樣總是錯，希望不久新政府派校長來也！」
楊絳、錢鍾書到清華時，清華的接管、恢複和改造工作正在進行中。他們夫婦倆擔任外文系教授，教學任務並不繁重，難於應付的卻是一場又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議。對此，錢鍾書在給友人、著名報人黃裳（1920～）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這層不理解的意思：
北來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詩情文思，皆如廢井。歸途忽獲一聯奉贈（略）。幸賞其貼切渾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報道，於弟乞稍留餘地。兄筆挾風霜，可愛亦復可畏（如開會多、學生於文學少興趣等語請略）。趙家璧君處乞為弟一促，謝謝。即上裳兄文幾。徐、高二公均候。
弟錢鍾書再拜
內人同叩。三十一日
這信寫於一九五○年一月末。在此之前，黃裳曾去北京採訪，專程到清華園錢氏夫婦的寓所，親眼目睹了這對教授夫婦竟夜攻讀的情形：「住在清華園裡的名教授，算來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錢鍾書。第二天吳晗要趕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訪問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過晚飯以後我找到他的住處，他和楊絳兩位住著一所教授住宅，他倆也坐在客廳里，好像沒有生火，也許是火爐不旺，只覺得冷得很，整個客廳沒有任何傢具，越發顯得空落落的。中間放了一隻挺講究的西餐長台，另外就是兩把椅子。此外，沒有了。長台上，堆著兩疊外文書和用藍布硬套裝著的線裝書，都是從清華圖書館借來的。他們夫婦就靜靜地對坐在長台兩端讀書，是我這個不速之客打破了這個典型的夜讀的環境。他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時來訪，高興極了，接下去，就是快談。」 後來據錢鍾書糾正說，當時客廳里椅子是沒有的，其實那隻不過是兩隻豎擺著的木箱。而楊絳則回憶，客廳里有白布墊子的沙發，他們養的「花花兒」貓就常睡在上面。這裡雖然只是一個細節上的小小的更正，但錢氏夫婦實事求是的細膩風格，由此可見一斑。
當時，楊絳、錢鍾書除了上課、辦公、開會之外，可說是深居簡出，晚上的空餘時間，對他們來說，是青燈攤卷的好時光，他倆不愧是一對「讀書種子」。
當然，黃裳的到來，使錢氏夫婦大為高興。時間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年，黃裳還清楚地記得這次會面，他說：「聽錢鍾書談天真是一件非凡的樂事，這簡直就是曾經出現槐聚詞人在《圍城》里的那些機智、雋永的談話，只是比小說更無修飾、更隨便。那天晚上幾乎是他一個人在談笑，我也沒有拿出筆記本來，一直談到深夜才告辭。談話的內容全忘記了，可惜。唯一記得的是，當他聽說我到琉璃廠去逛書店，只買了一小冊抄本的《痴婆子傳》時，大笑了。這就是他贈我一聯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
第二天，黃裳又碰到錢鍾書一次，後來錢氏又進城來回訪一次。這就是錢氏在上引書函中的「北來得三晤」的三次會面。在這幾次交往中，黃裳得到了錢氏夫婦應約而賦的《蒲園且住樓作》：
夾衣寥落卧騰騰，
差似深林不語僧。
搗扉拗蓬情未盡，
擎釵分鏡事難憑。
搓通碧漢無多路，
夢入紅樓第幾層。
已怯支風情借月，
小園高閣自銷凝。
這首詩，黃裳「特別歡喜」。像李義山嗎？有些像，但又有不同。產生於不同時代的詩，當然不會有完全的一致。這是一篇精緻的短篇，卻只用了五十六個字。如果學錢鍾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這詩是會使我們聯想起玉溪詩中坐在「隔雨相望」的「紅樓」中的那位穿了白袷春衫的少年詩人的吧？這應該就是作者自己。不過研究詩比研究《管錐編》還要更困難得多，這裡不想更深入下去了。
當時朝鮮半島形勢危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楊絳還抄錄了宋代詩人陳簡齋之詩相贈。在宋代詩人中間，陳簡齋的作品包含了濃郁的家園之感。楊絳抄錄其詩也可說是別有寄寓的：
胡兒又看達誰春，
嘆息猶為園有人。
可使翠華周寓恙，
誰持白扇靜風塵。
五年天地無窮事，
萬里江湖見在身。
共說金陵龍虎氣，
放臣迷路惑煙津。
當時來訪的客人還包括傅雷夫婦。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傅雷從香港由海路經天津到了北京。拜訪了楊絳夫婦，並且在錢宅盤桓數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