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了一個「圍城」。抗戰八年，楊絳飽嘗戰亂之苦，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抗戰勝利的熱切企盼中，艱難度日。
楊絳這一時期所寫的散文，表達了渴望自由和民主的心境：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間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遊玩。
有時候，我凝斂成一顆石子，潛伏澗底。時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瀉而過，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覺水流。靜止的自己，彷彿在時空之外、無涯無際的大自然里，僅由水面陽光閃爍，或明或暗地照見一個依附於無窮的我。有時候，我放逸得像傾瀉的流泉。數不清的時日是我沖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飛濺過顆顆石子，輕輕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變雲變霧，海闊天空，隨著大氣飄浮。
有時候，我來個「書遁」，一納頭鑽入浩瀚無際的書籍世界，好比孫猴兒駕起跟斗雲，轉瞬間到了十萬八千里外。我遠遠地拋開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畢竟是凡胎俗骨，離不開時空，離不開自己。我只能像個流浪兒，倦遊歸來，還得回家吃飯睡覺。
我鑽入閉塞的舍間。經常沒人打掃收拾，牆角已結上蛛網，滿地已蒙上塵埃，窗戶在風裡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亂。我覺得自己像一團濕泥，封住在此時此地，只有摔不開的自我，過不去的時日。這個逼仄凌亂的家，簡直住不得。
我推門眺望，只見四鄰家家戶戶都忙著把自己的屋宇粉刷、油漆、裝潢、擴建呢。一處處門面輝煌，裡面迴廊復室，一進又一進，引人入勝。我驚奇地遠望著，有時也逼近窺看，有時竟挨進門去。大概因為自己只是個「棚戶」吧，不免有「酸葡萄」感。一個人不論多麼高大，也不過八尺九尺之軀。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應。即使憑彈性能膨脹擴大，出掉了氣，原形還是相等。屋裡曲折愈多，愈加狹隘；門面愈廣，內室就愈淺。況且，屋宇雖然都建築在結結實實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結實的土地也在流動，因為地球在不停地轉啊！上午還在太陽的這一邊，下午就流到那一邊，然後就流入永恆的長夜了。
好在我也沒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戀。只不過一間破陋的斗室，經不起時光摧殘，早晚會門窗傾圮，不蔽風雨。我等著它白天曬進陽光，夜晚滲漏星月的光輝，有什麼不好呢！反正我也懶得修葺，回舍吃個半飽，打個盹兒，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透過這些敘述，可以看出淪陷區的生活是壓抑的。在這豺狼橫行的地方，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一九四五年四月間，一天上午九十點鐘，錢鍾書已到學校去上課，楊絳和婆婆、叔父以及弟弟在家，女兒阿圓正在卧室做功課。而楊絳則在做家務，突然有陣敲門聲，她忙去開門，迎面進來兩位陌生人：他們是日本憲兵。楊絳請他們進門坐，然後假裝去倒茶，三腳兩步奔進卧室，將丈夫的一包《談藝錄》手稿藏好，隨即斟好了兩杯茶回去。
他們問：「這裡姓什麼？」
「姓錢。」
「姓錢？還有呢？」
「沒有了。」
「沒有別家？只你們一家？」
「只我們一家。」
楊絳機警地對付他們，然後設法從後門溜走了。在朋友家吃了飯，看見在家裡的弟弟來找，說兩個日本憲兵發話，如果嫂嫂不回去，就要把家裡的人帶走。楊絳連忙向錢鍾書轉達不要回家。
說完，楊絳隻身從容地回家，裝著去買了許多雞蛋。回到家裡，又免不了與日本憲兵虛與委蛇，最後把他們打發走。不過他們抄走了楊絳的一本通訊錄和一本剪報。第二天，楊絳按照他們的要求，又到日本憲兵司令部接受審問，她反覆預習了準備回答的問題，應對了這場麻煩，居然沒受到皮肉之苦，而當時許多中國人卻沒有這樣幸運：他們輕則至少在憲兵司令部挨兩個大耳光，重則就要像李健吾、柯靈那樣受盡種種酷刑。
這時候，還發生了一件大事，使楊絳傷心不已。抗戰勝利前夕，她的父親楊蔭杭突然在蘇州中風去世。楊絳和錢鍾書帶著弟妹從上海趕回蘇州奔喪。據楊絳回憶：「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傢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蕩蕩的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面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像，幔前有一張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哭，我們姐妹弟弟一個個凄凄惶惶地跑來，都只有門檻可坐。 」
在短短几年間，楊絳深愛的父母雙親相繼謝世。世事滄桑，使她筆下有一種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姐妹曾在霞飛路（現淮海路）一家珠寶店的櫥窗里看見父親書案上的一個竹根雕成的陳摶老祖像。那是工藝品，面貌特殊，父親常用『棕老虎』（棕制圓形硬刷）給陳摶刷頭皮。我們都看熟了，決不會看錯。又一次，在這條路上另一家珠寶店裡看到另一件父親的玩物，隔著櫥窗里陳設的珠鑽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 睹物思人，而物已易主。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楊絳彙編其父二十年代的文章，集成《老圃遺文輯》。楊蔭杭是位老報人，他在二十年代以《申報》主筆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寫下了一系列弘揚正義、抨擊時弊的文章，現在讀來，仍可使人感到：當年的楊蔭杭真不愧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一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