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的野蠻行徑，罄竹難書。楊絳家裡的遭遇，不過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小小的切片。
蘇州淪陷，楊絳的母校振華女校被迫關閉。楊絳回到上海不久，振華女校的校長王季玉就找上門來，與楊絳商量在租界開辦振華女校上海分校的事宜。此時籌建中的振華分校將近開學，王季玉認為校長之職非楊絳莫屬，說是校董會的決定。她怕楊絳不聽話，已請孟憲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
說干便干，學校的牌子很快就掛上了。不久又舉行了開學典禮。這位熱心教育的女教育家任命自己的學生楊絳為上海分校的校長。楊絳只能勉為其難，自謂好比「狗耕田」，當了校長。
在那段時間裡，振華女校上海分校的校長楊絳與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教授錢鍾書，只好靠魚雁傳遞信息，傾訴思念之情。
一九三九年初伏，錢鍾書自昆明先發電報給楊絳，然後由西南聯大回到上海家中，探望妻兒和母親、叔父等人。這時辣斐德路錢家還擠得滿滿的。楊絳的爸爸叫她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裡，騰出房間讓鍾書在來德坊過暑假。他住在岳父這邊也很開心。
楊絳表姐的妯娌愛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來語去。她大姐聽到吵架，就命令他們把卧房的門關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錢鍾書耳朵特靈，門開一縫，就能聽到全部對話。婆媳都口齒伶俐，應對敏捷。錢鍾書聽到精彩處，忙到岳父屋裡去學給他們聽。大家聽了非常欣賞，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錢鍾書雖然住在來德坊，但他每天早晨第一事就是去辣斐德路錢家向長輩請安。當時，楊絳籌建中的振華分校將近開學。開學前很忙，楊絳不能陪錢鍾書到錢家去。
有一天，錢鍾書回來滿面愁容，說是他的爹爹來信，叫他到湖南藍田去，當英文系主任，同時又可以侍奉父親。原來早些時候，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應他的老友廖世承（1892～1970年，著名的教育家）的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錢鍾書來滬探親期間，他父親頻發函電，稱自己老病，要兒子也去藍田教書，以便照料自己。恰好師院院長廖世承來上海，他反覆勸說錢鍾書去當英文系主任，一邊伺候父親，一邊授課，公私兼顧。
楊絳認為清華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滿一年，憑什麼也不該換工作。錢鍾書並不願丟棄清華的工作。但是他媽媽、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張他去。他也覺得應當去。楊絳卻覺得怎麼也不應當去，他應該向家人講講不去的道理。
楊絳和錢鍾書在出國的輪船上曾吵過一架。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讀音。她說他的口音帶鄉音。他不服，說了許多傷感情的話。楊絳也儘力傷他。然後她請同船一位能說英語的法國夫人公斷。夫人說楊絳對、錢鍾書錯。楊絳雖然贏了，卻覺得無趣，很不開心。錢鍾書輸了，當然也不開心。
常言道：「小夫妻船頭上相罵，船杪上講和。」他們覺得吵架很無聊，爭來爭去，改變不了讀音的定規。他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但此後幾年，他們並沒有各持異議。遇事兩人一商量，就決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楊絳。他們沒有爭吵的必要。可是這回楊絳卻覺得應該爭執。
楊絳等錢鍾書到了錢家去，就一一告訴了自己爸爸，指望聽爸爸怎麼說。可是她爸爸聽了臉上漠無表情，一言不發。楊絳是個乖女兒。爸爸的沉默啟她深思。她想，一個人的出處去就是一輩子的大事，當由自己抉擇，別人只能陳說別人的道理，不該干預。尤其不該強他反抗父母。她記起他們夫婦早先制定的約定，決計保留自己的見解，不勉強他。
於是，楊絳抽空陪錢鍾書同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邊，她好像一頭撞入天羅地網，也好像孫猴兒站在如來佛手掌之上。他們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壓力，使錢鍾書沒有開口的餘地。楊絳當然什麼也沒說，只是照例去「做媳婦」而已。可是她也看到了難堪的臉色，嘗到難堪的沉默。她對丈夫只有同情的份兒了。她接受爸爸無語的教導，沒給他增加苦惱。
錢鍾書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辦公」——也就是按照他爹爹信上的安排辦事，有時還到老遠的地方找人。楊絳曾陪過他一兩次。錢鍾書在九月中給清華外語系主任葉公超寫了信，葉氏未有回答。十月初，他就和藍田師院的新同事結伴上路了。
錢鍾書離上海赴藍田時，楊絳對他說，你這次生日，大約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裡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錢鍾書半路上做詩《耒陽曉發是餘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記錯了，而楊絳原先的估計也錯了。他的生日，無論按陽曆或陰曆，都在到達藍田之後。楊絳曾說過，「耒陽曉發」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錢鍾書剛剛離開上海，楊絳就接到清華大學的電報，問錢鍾書為什麼不回覆梅貽琦校長的電報。可是他們夫婦並未收到過梅校長的電報。
錢鍾書這時正在路上，楊絳只好把清華的電報轉寄藍田師院，也立即回覆了一個電報給清華，說明並未收到梅電（這份回電現在還存放在清華的檔案中）。後來楊絳回憶說，錢鍾書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後，才收到她寄的信和轉的電報。他對梅校長深深感激，不僅發一個電報，還來第二個電報問他何以不復。他自己無限抱愧，清華破格任用他，他卻有始無終，任職不滿一年就離開了。他實在是萬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電報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惱。
楊絳晚年在其回憶錄《我們仨》還披露，「兩年以後，陳福田遲遲不發聘書，我們不免又想起那個遺失的電報。電報會遺失嗎？好像從來沒有這等事。我們對這個遺失的電報深有興趣。如果電報不是遺失，那麼，第二個電報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時候《吳宓日記》尚未出版。不過我們的料想也不錯。陳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後親來聘請時，鍾書一口就辭謝了。陳未有一語挽留。我曾問鍾書：『你得罪過葉先生嗎？』他細細思索，斬絕地說：『我沒有。』他對幾位恩師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他就像我朋友蔣恩鈿帶我看清華圖書館一樣地自幸又自豪。可是鍾書『辭職別就』——到藍田去做系主任，確實得罪了葉先生。葉先生到上海遇見袁同禮，葉先生說：『錢鍾書這麼個驕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籍華人胡志德向葉先生問及錢鍾書，葉先生說：『不記得有這麼個人。』後來又說：『他是我一手教出來的學生。』葉先生顯然對錢鍾書有氣。但他生錢鍾書的氣，完全在情理之中。鍾書放棄清華而跳槽到師院去當系主任，會使葉先生誤以為鍾書驕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我根據清華大學存檔的書信，寫過一篇《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這裡寫的實情更加親切，也更能說明鍾書信上的『難言之隱』。」
楊絳與錢鍾書告別以後，繼續她的「狗耕田」工作，當她的校長。關於她在振華女校上海分校的經歷的資料不多，茲有楊絳的一篇短文，謹摭取之，從中可見當時辦學之艱難：
我們的事務主任告訴我，凡是掛牌子的（包括學校），每逢過節，得向本區地痞流氓的頭兒送節賞。當時我年紀未滿三十，對未曾經歷的事興趣甚濃。地痞流氓，平時逃避都來不及，從不敢正面相看，所以很想見識見識他們的嘴臉。恰逢中秋佳節，討賞的來了一個又一個。我的模樣既不神氣，也不時髦，大約像個低年級的教師或辦公室的職員，反正絕不像校長。我問事務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行？」他笑說：「你看看去吧。」
我冒充他手下的職員，跑到接待室去。
來人身材矮小，一張黑皺皺的狹長臉，並不兇惡或狡猾。
我說：「剛開發了某某人，怎麼又來了？」
他說：「××啊？伊是『癟三』！」
「前天還有個××呢？」
他說：「伊是『告化甲頭』。」
我詫異地看著他問：「儂呢？」
他翹起大拇指說：「阿拉是白相人啦！」接著一口氣列舉上海最有名的「白相人」，表示自己是同夥。然後伸手從懷裡掏出一張名片。這張名片紙質精良，比通常用的窄四分之一，名字印在上方右側，四個濃黑的字：「黑皮阿二」。
我看著這枚別緻的名片，樂得心上開花。只聽他解釋說：「阿拉專管搶帽子、搶皮包。」「專管」云云，可以解作專干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這種事。我當時恰似小兒得餅，把別的都忘了，沒再多聽聽他的宏論，忙著進裡間去向事務主任彙報，讓他去對付。
我把這枚稀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這皮包一旦被搶，裡面有這張名片，說不定會有人把皮包還我。他們得講「哥兒們義氣」呀！可惜我幾番拿出來賣弄，不知怎麼把名片丟了，我也未及認清那位黑皮阿二。
這所振華分校，一直維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才告停辦。楊絳又告失業了，當然這樣她也可以避免地痞流氓的騷擾打秋風了。
楊絳除在振華分校謀事外，同時她還由朋友介紹，為廣東富商家一位小